人境廬詩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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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君與曉岑書中有雲：
“馬關定約後，公來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論時事。
公言行箧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币。
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
”錢年譜列其事于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遵憲奔馳四海，忽忽十餘年，經濟勳名一無成就，即學問之道亦如鹢退飛，惟結習未忘，時一擁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删存詩稿猶存二三百篇。
今寄上《奉懷詩》一首，又《山歌》十數首，如兄意謂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評點而擲還之。
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書較易也。
”下署八月五日。
其《寄懷胡曉岑同年》一詩，末署“光緒辛卯夏六月自英倫使館之搔蛘處書寄”。
此詩今存卷四中，題曰“憶胡曉岑”，卷末一首為《舟泊波塞》，蓋是年九月作。
總計四卷本共有詩二百四十七首，與書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數亦大旨相合。
《飲冰室詩話》所雲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諸人所見《人境廬集》，事在五年後，或當别是一本，不能詳矣。
“詩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輯為集外詩，不特多事，且違作者之意。
黃先生詩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茲不另輯。
”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詩言詩實是如此，傳世之作豈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數十字一篇詩留名後世，有詩集若幹卷者難免多有蕪詞累句，受評家的指摘。
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詩以知人，則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詩也是很有用的東西吧。
黃能立君校刊後記中說，黃君遺著尚有文集若幹卷，我們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後人更能了解其思想與見識，唯為尊重先哲起見，讀者須認清門路，勿拿去當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載，首丘之思，靡日或忘。
”時為辛巳，即光緒七年。
可知所謂“餘處”當在香港，而活字闆與集珍亦本是一物，不過譯署官闆用二号鉛字，遁窟本用四号耳。
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多删改處，未免謬妄。
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
《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
跋中自己聲明道：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志》一書可抵銀二萬萬。
先生怪問其故，爽秋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餘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于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任公作黃君墓志中雲：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
”至其改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複贅。
這裡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書面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系作于“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裡，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偶然的事。
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于《詩草》自序的那麼贊歎，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
話又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關于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這些閑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記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于陸軍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
”末又雲：“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
”此雖是公文，對于二書卻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
絕異之點還有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
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其書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夠用。
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隻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會從這裡發生出來。
原闆《日本國志》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二年）的梁任公後序雲： “惟出門愈遠，離家愈久，而惓戀故土之意乃愈深。
記閣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雲，吾粵人也，搜輯文獻，叙述風土，不敢以讓人。
弟年來亦懷此志。
”其欲作《客話獻征錄》，有記錄方言之意，寫《山歌》則即搜集歌謠也。
此是詩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對之乃頗感到親切，蓋出于個人的興趣
公言行箧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币。
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
”錢年譜列其事于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遵憲奔馳四海，忽忽十餘年，經濟勳名一無成就，即學問之道亦如鹢退飛，惟結習未忘，時一擁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删存詩稿猶存二三百篇。
今寄上《奉懷詩》一首，又《山歌》十數首，如兄意謂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評點而擲還之。
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書較易也。
”下署八月五日。
其《寄懷胡曉岑同年》一詩，末署“光緒辛卯夏六月自英倫使館之搔蛘處書寄”。
此詩今存卷四中，題曰“憶胡曉岑”，卷末一首為《舟泊波塞》，蓋是年九月作。
總計四卷本共有詩二百四十七首，與書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數亦大旨相合。
《飲冰室詩話》所雲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諸人所見《人境廬集》，事在五年後，或當别是一本，不能詳矣。
“詩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輯為集外詩，不特多事，且違作者之意。
黃先生詩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茲不另輯。
”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詩言詩實是如此，傳世之作豈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數十字一篇詩留名後世，有詩集若幹卷者難免多有蕪詞累句，受評家的指摘。
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詩以知人，則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詩也是很有用的東西吧。
黃能立君校刊後記中說，黃君遺著尚有文集若幹卷，我們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後人更能了解其思想與見識，唯為尊重先哲起見，讀者須認清門路，勿拿去當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載，首丘之思，靡日或忘。
”時為辛巳，即光緒七年。
可知所謂“餘處”當在香港，而活字闆與集珍亦本是一物，不過譯署官闆用二号鉛字，遁窟本用四号耳。
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多删改處，未免謬妄。
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
《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
跋中自己聲明道：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志》一書可抵銀二萬萬。
先生怪問其故，爽秋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餘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于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任公作黃君墓志中雲：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
”至其改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複贅。
這裡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書面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系作于“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裡，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偶然的事。
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于《詩草》自序的那麼贊歎，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
話又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關于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這些閑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記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于陸軍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
”末又雲：“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
”此雖是公文，對于二書卻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
絕異之點還有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
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其書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夠用。
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隻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會從這裡發生出來。
原闆《日本國志》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二年）的梁任公後序雲： “惟出門愈遠，離家愈久，而惓戀故土之意乃愈深。
記閣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雲，吾粵人也，搜輯文獻，叙述風土，不敢以讓人。
弟年來亦懷此志。
”其欲作《客話獻征錄》，有記錄方言之意，寫《山歌》則即搜集歌謠也。
此是詩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對之乃頗感到親切，蓋出于個人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