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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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
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
這時是七年正月。
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
隻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
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
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裡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标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
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為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這四項其實隻是泛論。
他具體的主張見于《談新詩》。
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
他提倡說理的詩。
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
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
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
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
《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
《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
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卻隻有康白情氏一人。
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
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裡，還可尋着多少遺迹。
“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
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卻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馀香與回味。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
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
胡适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
——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态度。
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
因此有人稱這時期的詩為自然主義。
這時期寫景詩特别發達，也是這個緣故。
寫景詩卻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裡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
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
多數作者急切裡無法丢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
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
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卻多。
隻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铐，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
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
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
——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馀香與回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
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
至于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發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
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争辯。
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卻非将《将來之花園》中“小便”删去不可
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
這時是七年正月。
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
隻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
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
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裡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标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
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為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這四項其實隻是泛論。
他具體的主張見于《談新詩》。
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
他提倡說理的詩。
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
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
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
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
《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
《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
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卻隻有康白情氏一人。
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
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裡，還可尋着多少遺迹。
“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
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卻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馀香與回味。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
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
胡适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
——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态度。
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
因此有人稱這時期的詩為自然主義。
這時期寫景詩特别發達，也是這個緣故。
寫景詩卻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裡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
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
多數作者急切裡無法丢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
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
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卻多。
隻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铐，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
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
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
——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馀香與回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
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
至于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發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
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争辯。
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卻非将《将來之花園》中“小便”删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