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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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
他的衣箱裡，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
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
他對于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隻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
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
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裡，兩方面都很是随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
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分了。
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
愛羅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隻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
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
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
——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盡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十一月一日。
三 愛羅君又出京了。
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于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愛羅君是一個詩人，他的思想盡管如何偏激，但事實上向不參加什麼運動，至少住在我們家裡的這一年内我相信是如此的。
我們平常看見他于上課讀書作文之外，隻吃葡萄幹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
雖然據該管區署的長官告訴我，他到京後，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卻不很以為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
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
許多不相幹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蹤，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幹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了的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為過激運動，着手查辦，于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着大杉照片在那裡守候，而我們家裡也來了調查的人。
那位警官卻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并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
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為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卻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
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這回出發，原是他的預定計畫，去年冬初回中國來路過奉天的時候，便對日本記者說起過的，不過原定暑假時去，現在卻提前了兩個月罷了。
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國的理由，是想到樹林裡去聽故鄉的夜莺，據說他的故鄉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歐洲聞名的，這或者真值得遠路跑去一聽。
但據我的推想，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語學者之寂寥。
不怕招引熱心于世界語運動的前輩的失望與不快，我不得不指點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語運動實在不很活潑。
運動者盡管熱心，但如沒有響應，也是極無聊的。
愛羅君是極愛熱鬧的人，譬如上教室去隻聽得很少的人在那裡坐地，大約不是他所覺得高興的事。
世界語的俄國戲曲講演——《饑餓王》隻講了一次——為什麼中止了的呢，他沒有說，但我想那豈不也為了教室太大了的緣故麼。
其實本來這在中國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别的學者的講演大約都不免弄到這樣。
愛羅君也說過，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盡可去吸麻醉劑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鴉片吞金丹而不弄别的事情，我想愛羅君也當然決不見怪的，但在他自己總是太寂寞無聊了。
與其在北京聽沙漠的風聲，自然還不如到樹林中去聽夜莺罷。
因此對于他的出京，我們縱或不必覺得安心，但也覺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
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
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他的衣箱裡，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
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
他對于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隻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
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
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裡，兩方面都很是随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
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分了。
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
愛羅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隻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
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
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
——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盡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十一月一日。
三 愛羅君又出京了。
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于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愛羅君是一個詩人，他的思想盡管如何偏激，但事實上向不參加什麼運動，至少住在我們家裡的這一年内我相信是如此的。
我們平常看見他于上課讀書作文之外，隻吃葡萄幹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
雖然據該管區署的長官告訴我，他到京後，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卻不很以為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
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
許多不相幹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蹤，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幹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了的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為過激運動，着手查辦，于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着大杉照片在那裡守候，而我們家裡也來了調查的人。
那位警官卻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并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
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為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卻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
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這回出發，原是他的預定計畫，去年冬初回中國來路過奉天的時候，便對日本記者說起過的，不過原定暑假時去，現在卻提前了兩個月罷了。
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國的理由，是想到樹林裡去聽故鄉的夜莺，據說他的故鄉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歐洲聞名的，這或者真值得遠路跑去一聽。
但據我的推想，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語學者之寂寥。
不怕招引熱心于世界語運動的前輩的失望與不快，我不得不指點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語運動實在不很活潑。
運動者盡管熱心，但如沒有響應，也是極無聊的。
愛羅君是極愛熱鬧的人，譬如上教室去隻聽得很少的人在那裡坐地，大約不是他所覺得高興的事。
世界語的俄國戲曲講演——《饑餓王》隻講了一次——為什麼中止了的呢，他沒有說，但我想那豈不也為了教室太大了的緣故麼。
其實本來這在中國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别的學者的講演大約都不免弄到這樣。
愛羅君也說過，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盡可去吸麻醉劑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鴉片吞金丹而不弄别的事情，我想愛羅君也當然決不見怪的，但在他自己總是太寂寞無聊了。
與其在北京聽沙漠的風聲，自然還不如到樹林中去聽夜莺罷。
因此對于他的出京，我們縱或不必覺得安心，但也覺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
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
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