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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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發生以後，日文《北京周報》上有頗詳明的記述，有些地方比中國的禦用新聞記者說的還要公平一點，因為他們不相信群衆拿有“幾支手槍”，雖然說有人拿着Stick的。
他們都頗佩服中國女子的大膽與從容，明觀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記中有這樣的一節話： “在這個混亂之中最令人感動的事，是支那女學生之剛健。
凡有示威運動等，女學生大抵在前，其行動很是機敏大膽，非男生所能及。
這一天女學生們也很出力。
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女學生，中了槍彈，她用了那毛線的長圍巾扪住了流出來的血潮，一點都不張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欽佩了，我那時還不禁起了這個念頭，照這個情形看來支那将靠了這班女子興起來罷！” 北京周報社長藤原君也在社說中說及，有同樣的意見： “據當日親身經曆目睹實況的友人所談，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
在那個可怕的悲劇之中，女學生們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時候，她們卻始終沒有失了從容的态度。
其時他就想到支那的興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
以前有一位專治漢學的老先生，離開支那二十年之後再到北京來，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現出一種生氣，與前清時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驚異，說照這個情形支那是一定會興隆的；我們想到這句話，覺得裡邊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機運的一點消息。
” 我們讀佩弦君的《執政府大屠殺記》，看見他說：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隻是喘息。
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 把這個與楊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難的事實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相信日本記者的感想是确實的，并不全是由于異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
其實這現象也是當然的，從種種的方面看來，女子對于革命事業的覺悟與進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熱烈堅定，因為她們曆來所身受的迫壓也更大而且更久。
波蘭俄國以及朝鮮的革命史上女子占着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國雖是後進，也自然不能獨異。
我并不想抹殺男子，以為他們不配負救國之責，但他們之不十分有生氣，不十分從容而堅忍，那是無可諱言的。
我也并不如日本記者那樣以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國，但我确信中國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
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為母妻所羁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國，還可以成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
這就是她們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為的變化與性擇很有關系，不過現在都是以男性為主，将來如由女性來作“風雅的盟主”（Elegantiae Arbiter），不但兩性問題可以協和，一切也都好了。
（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張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
）現在不談别的，隻說關于中國革命的事，我們的盟主應該是怎樣的一種人呢？這斷然不是躲在書齋裡讀《甲寅》的聰明小姐喽，卻也未必一定是男裝從軍的木蘭一流人物。
我在這裡忽然想起波蘭的一首詩來，這詩載在勃闌特思（Geor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紀波蘭文學論》中，是有名的複仇詩人密子克微支（Adam Mickiewicz）所作，題名“與波蘭的母親”，是表示詩人理
他們都頗佩服中國女子的大膽與從容，明觀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記中有這樣的一節話： “在這個混亂之中最令人感動的事，是支那女學生之剛健。
凡有示威運動等，女學生大抵在前，其行動很是機敏大膽，非男生所能及。
這一天女學生們也很出力。
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女學生，中了槍彈，她用了那毛線的長圍巾扪住了流出來的血潮，一點都不張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欽佩了，我那時還不禁起了這個念頭，照這個情形看來支那将靠了這班女子興起來罷！” 北京周報社長藤原君也在社說中說及，有同樣的意見： “據當日親身經曆目睹實況的友人所談，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
在那個可怕的悲劇之中，女學生們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時候，她們卻始終沒有失了從容的态度。
其時他就想到支那的興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
以前有一位專治漢學的老先生，離開支那二十年之後再到北京來，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現出一種生氣，與前清時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驚異，說照這個情形支那是一定會興隆的；我們想到這句話，覺得裡邊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機運的一點消息。
” 我們讀佩弦君的《執政府大屠殺記》，看見他說：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隻是喘息。
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 把這個與楊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難的事實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相信日本記者的感想是确實的，并不全是由于異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
其實這現象也是當然的，從種種的方面看來，女子對于革命事業的覺悟與進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熱烈堅定，因為她們曆來所身受的迫壓也更大而且更久。
波蘭俄國以及朝鮮的革命史上女子占着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國雖是後進，也自然不能獨異。
我并不想抹殺男子，以為他們不配負救國之責，但他們之不十分有生氣，不十分從容而堅忍，那是無可諱言的。
我也并不如日本記者那樣以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國，但我确信中國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
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為母妻所羁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國，還可以成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
這就是她們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為的變化與性擇很有關系，不過現在都是以男性為主，将來如由女性來作“風雅的盟主”（Elegantiae Arbiter），不但兩性問題可以協和，一切也都好了。
（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張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
）現在不談别的，隻說關于中國革命的事，我們的盟主應該是怎樣的一種人呢？這斷然不是躲在書齋裡讀《甲寅》的聰明小姐喽，卻也未必一定是男裝從軍的木蘭一流人物。
我在這裡忽然想起波蘭的一首詩來，這詩載在勃闌特思（Geor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紀波蘭文學論》中，是有名的複仇詩人密子克微支（Adam Mickiewicz）所作，題名“與波蘭的母親”，是表示詩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