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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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愛羅君于三日出京了。
他這回是往芬蘭赴第十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去的，九月裡還要回來，所以他的琵琶長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國，沒有帶走，但是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别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别中國而去了。
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于久别的故鄉卻懷着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卻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
他與家中的兄姊感情本極平常，而且這回隻在莫思科暫時逗留，不能夠下鄉去，他們也沒有出來相會的自由，然而他的鄉愁總是很強，總想去一親他的久别的“俄羅斯母親”。
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
又因京奉鐵道不通，改從大連繞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煩，因了北京的清水君的盡力，請日本公使在旅行券上簽字，準其通過大連長春一帶。
赴世界語大會的證明書也已辦妥，隻有中國護照尚未發下，議定随後給他寄往哈爾濱備用，諸事都已妥帖，他遂于三日由東站出京了。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坐位了。
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于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
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他于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
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着一點“小厄”。
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并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問。
清水君即被監禁，他隻“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
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着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着一直到哈爾濱去。
他拿着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隻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徼倖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裡才準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着。
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裡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隻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别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
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懷着對于人類的愛與對于社會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因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
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隻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并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别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并不是共産或無政府的社會。
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争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是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于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于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别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
想到太陽裡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向往于詩的烏托邦的代表者。
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于現今道德颠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
我希望這篇小文隻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詠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愛羅君這個名稱，一個朋友曾對我說以為不妥，但我們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現在仍舊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
莫非他終于不回來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
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并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隻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
我們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幹枯了。
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着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着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着，提起将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準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對于日本的戀慕。
他既然這樣的戀着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
（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别的深。
他平常總穿着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
他這回是往芬蘭赴第十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去的，九月裡還要回來，所以他的琵琶長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國，沒有帶走，但是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别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别中國而去了。
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于久别的故鄉卻懷着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卻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
他與家中的兄姊感情本極平常，而且這回隻在莫思科暫時逗留，不能夠下鄉去，他們也沒有出來相會的自由，然而他的鄉愁總是很強，總想去一親他的久别的“俄羅斯母親”。
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
又因京奉鐵道不通，改從大連繞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煩，因了北京的清水君的盡力，請日本公使在旅行券上簽字，準其通過大連長春一帶。
赴世界語大會的證明書也已辦妥，隻有中國護照尚未發下，議定随後給他寄往哈爾濱備用，諸事都已妥帖，他遂于三日由東站出京了。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坐位了。
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于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
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他于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
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着一點“小厄”。
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并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問。
清水君即被監禁，他隻“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
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着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着一直到哈爾濱去。
他拿着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隻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徼倖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裡才準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着。
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裡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隻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别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
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懷着對于人類的愛與對于社會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因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
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隻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并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别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并不是共産或無政府的社會。
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争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是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于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于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别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
想到太陽裡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向往于詩的烏托邦的代表者。
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于現今道德颠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
我希望這篇小文隻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詠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愛羅君這個名稱，一個朋友曾對我說以為不妥，但我們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現在仍舊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
莫非他終于不回來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
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并沒有電報到來。
他在北京隻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
我們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幹枯了。
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着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着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着，提起将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準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對于日本的戀慕。
他既然這樣的戀着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
（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别的深。
他平常總穿着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