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書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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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實在是學者的學國，我在此地兩年的生活盡用于波德林圖書館、印度學院、阿克關屋（社會人類學講室），及曼斯斐爾學院中，竟不覺歸期已近。
同學們每叫我做“書蟲”，定蜀嘗鄙夷地說我于每談論中，不上三句話，便要引經據典，“真正死路”！劉锴說：“你成日讀書，睇讀死你嚟呀！”書蟲誠然是無用的東西，但讀書讀到死，是我所樂為。假使我的财力、事業能夠容允我，我誠願在牛津做一輩子的書蟲。
我在幼時已決心為書蟲生活。自破筆受業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間未嘗變志。但是要做書蟲，在現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需要具足五個條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體康健；第二要家道豐裕；第三要事業清閑；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無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隻當他人一夕之業，于諸學問、途徑還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的資質與境遇而灰心，我還是抱着讀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為學有三條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聞，三是能幹。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的路向；第二是學者；第三是事業家。這三種人同是為學，而其對于同一對象的理解則不一緻。譬如有人在居庸關下偶然撿起一塊石頭，一個思想家要想它怎樣會在那裡，怎樣被人撿起來，和它的存在的意義。若是一個地質學者，他對于那石頭便從地質方面原原本本地說。若是一個曆史學者，他便要探求那石與過去史實有無的關系。若是一個事業家，他隻想着要怎樣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聞為本。我邦先賢教人以“博聞強記”，及教人“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的話，真可謂能得為學的正誼。但在現在的世界，能專一途的很少。因為生活上等等的壓迫，及種種知識上的需要，使人難為純粹的思想家或事業家。假使蘇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他難免也要寫幾篇關于近東問題的論文投到報館裡去賣幾個錢。他也得懂得一點汽車、無線電的使用方法。也許他也會把錢财存在銀行裡。這并不是因為“人心不古”，乃是因為人事不古。
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識為生活的資助，大勢所趨，必不能在短期間産生純粹的或深邃的專家。故為學要先多能，然後專攻，庶幾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貢獻。吾人生于今日，對于學問，專既難能，博又不易，所以應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聞與深思者為文學家，兼多聞與能幹的為科學家。就是說一個人具有學者與思想家的才能，便是文學家；具有學者與專業家的功能的，便是科學家。文學家與科學家同要具學者的資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名字是廣義的）。進一步說，舍多聞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幹，所以多聞是為學根本。多聞多見為學者應有的事情，如人能夠做到，才算得過着書蟲的生活。當彷徨于學問的歧途時，若不能早自決斷該向哪一條路走去，他的學業必緻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長育生靈，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筆千言，必無一字可取。縱使他能臨事多謀，必無一策能成。我邦學者，每不善于過書蟲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擇，複不虛心求教；過得去時，便充名士，過不去時，就變劣紳。所以我覺得留學而學普通知識，是一個民族最羞恥的事情。
我每覺得我們中間真正的書蟲太少了。這是因為我們當學生的多半窮乏，急于謀生，不能具足上說五種求學條件所緻。從前生活簡單，舊式書院未變學堂的時代，還可以希望從領膏火費的生員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的官費生或公費生，多半是虛擲時間和金錢的。這樣的光景在留學界中更為顯然。
牛津的書蟲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的機會去鑽研，對于有學無财的人，各學院盡予津貼，未卒業者為“津貼生”，已卒業者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輩以讀書為職業的。要有這樣的待遇，然後可産出高等學者，在今日的中國要靠著作度日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社會程度過低，還養不起著作家。……所以著作家的生活與地位在他國是了不得，在我國是不得了！著作家還養不起，何況能養在大學裡以讀書為生的書蟲？這也許就是中國的“知識階級”不打而自倒的原因。
同學們每叫我做“書蟲”，定蜀嘗鄙夷地說我于每談論中，不上三句話，便要引經據典，“真正死路”！劉锴說：“你成日讀書，睇讀死你嚟呀！”書蟲誠然是無用的東西，但讀書讀到死，是我所樂為。假使我的财力、事業能夠容允我，我誠願在牛津做一輩子的書蟲。
我在幼時已決心為書蟲生活。自破筆受業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間未嘗變志。但是要做書蟲，在現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需要具足五個條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體康健；第二要家道豐裕；第三要事業清閑；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無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隻當他人一夕之業，于諸學問、途徑還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的資質與境遇而灰心，我還是抱着讀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為學有三條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聞，三是能幹。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的路向；第二是學者；第三是事業家。這三種人同是為學，而其對于同一對象的理解則不一緻。譬如有人在居庸關下偶然撿起一塊石頭，一個思想家要想它怎樣會在那裡，怎樣被人撿起來，和它的存在的意義。若是一個地質學者，他對于那石頭便從地質方面原原本本地說。若是一個曆史學者，他便要探求那石與過去史實有無的關系。若是一個事業家，他隻想着要怎樣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聞為本。我邦先賢教人以“博聞強記”，及教人“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的話，真可謂能得為學的正誼。但在現在的世界，能專一途的很少。因為生活上等等的壓迫，及種種知識上的需要，使人難為純粹的思想家或事業家。假使蘇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他難免也要寫幾篇關于近東問題的論文投到報館裡去賣幾個錢。他也得懂得一點汽車、無線電的使用方法。也許他也會把錢财存在銀行裡。這并不是因為“人心不古”，乃是因為人事不古。
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識為生活的資助，大勢所趨，必不能在短期間産生純粹的或深邃的專家。故為學要先多能，然後專攻，庶幾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貢獻。吾人生于今日，對于學問，專既難能，博又不易，所以應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聞與深思者為文學家，兼多聞與能幹的為科學家。就是說一個人具有學者與思想家的才能，便是文學家；具有學者與專業家的功能的，便是科學家。文學家與科學家同要具學者的資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名字是廣義的）。進一步說，舍多聞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幹，所以多聞是為學根本。多聞多見為學者應有的事情，如人能夠做到，才算得過着書蟲的生活。當彷徨于學問的歧途時，若不能早自決斷該向哪一條路走去，他的學業必緻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長育生靈，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筆千言，必無一字可取。縱使他能臨事多謀，必無一策能成。我邦學者，每不善于過書蟲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擇，複不虛心求教；過得去時，便充名士，過不去時，就變劣紳。所以我覺得留學而學普通知識，是一個民族最羞恥的事情。
我每覺得我們中間真正的書蟲太少了。這是因為我們當學生的多半窮乏，急于謀生，不能具足上說五種求學條件所緻。從前生活簡單，舊式書院未變學堂的時代，還可以希望從領膏火費的生員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的官費生或公費生，多半是虛擲時間和金錢的。這樣的光景在留學界中更為顯然。
牛津的書蟲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的機會去鑽研，對于有學無财的人，各學院盡予津貼，未卒業者為“津貼生”，已卒業者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輩以讀書為職業的。要有這樣的待遇，然後可産出高等學者，在今日的中國要靠著作度日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社會程度過低，還養不起著作家。……所以著作家的生活與地位在他國是了不得，在我國是不得了！著作家還養不起，何況能養在大學裡以讀書為生的書蟲？這也許就是中國的“知識階級”不打而自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