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英格蘭其他地區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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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ldquo自此以後，修道院的租金及财産慢慢減少，尤其是當不同地方的佃農死了，大修道院院長、小修道院院長、賬房、司庫以及其他老人及官員死後，剩下的人對修道院的财物、地産、器具等不熟悉，所以修道院的租金及财産減少得更快了。
修道院院長死于1349年8月12日。
&rdquo[71] 瘟疫在教堂聖職人員間流行 有證據顯示，莫科斯修道院所在的霍爾德内斯監理轄區人口大量死亡。
執達吏和王室稅官的更換頻率驚人。
遺囑執行人的遺囑被其執行人送到原來的官員那裡，這種現象屢見不鮮[72]。
同英格蘭其他地方一樣，人口大量死亡的證據來自《死後調查書》。
比如，1349年7月28日，某草場的主人死去了。
據說，這片一百一十四英畝的草場年租金是十二便士，&ldquo今年的租金交不上去了，因為人口大量死亡，人口缺乏&rdquo。
克利夫某莊園的習慣佃農和任意佃農[73]平時每年上交十英鎊五先令的租金，但瘟疫這年僅上交了兩先令[74]。
莫科斯修道院的編年史也記錄了瘟疫給修道院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1354年，&ldquo因為莫科斯修道院情況糟糕&rdquo，所以将之移交給皇家委員會是很有必要的[75]。
這個事實表明，莫科斯修道院受瘟疫重創後沒有恢複。
約克郡土地收還官在1349年10月到1350年10月的賬簿中記載，他根本無法收取四英鎊十二先令兩便士的收益，&ldquo因為過去能征稅的土地和房屋現在什麼也征不上來。
在瘟疫期間，大部分人都死了。
佃農短缺，沒人願意租上述的土地和房屋&rdquo。
接着，賬簿裡列出一張表格，上面顯示着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子[76]。
可以再舉一個唐克斯特監理轄區的例子。
&ldquo威廉爵士的繼承人約翰·菲茨威廉曾短期掌管家庭産業。
他死于1349年大瘟疫中。
我從一份編年史中轉引了一段，從中可以看出大衆當時的感受&mdash&mdash&lsquo那些日子裡，葬禮無人哭送，婚禮沒有賓朋，許多人為了逃避瘟疫而東奔西跑，但無論如何也躲不開染病而死的命運。
&rsquo&rdquo 瘟疫将一名貴婦拖下床 &ldquo在監理轄區的另一個地方，我們發現了一個人，他願意将自己的财産分給幸存的孩子。
《約翰·菲茨威廉手稿》是當時的一份備忘錄，約翰·菲茨威廉死前将所有的财物，動産與不動産，分給了妻子瓊夫人、兒子約翰和克羅斯比堂區負責神父阿萊恩，其财産總值是二百八十八英鎊三先令八點五便士。
&rdquo[77] 上述編年史的作者記錄的另外一件事情則顯示了瘟疫爆發時人們的生死未定之感，他們因看到周圍人不斷死去而産生這種感覺，所以我們不用驚訝。
唐克斯特監理轄區伍姆韋爾的托馬斯·阿洛特的遺囑在1349年9月14日認證，表達了要埋葬在達菲爾德的意願後，他接着說道：&ldquo我留下的東西由在這場緻命瘟疫中幸存的兒女繼承。
&rdquo[78] 1353年，愛德華三世&ldquo慮及赫爾河畔金斯頓鎮因亨伯河泛濫而荒涼破敗，慮及該鎮大批人口在上次肆虐的瘟疫中喪生，慮及劫後餘生的臣民處境凄慘，一貧如洗&rdquo，特許該鎮居民可以用那些要求提升工資的勞工、佃農所交的罰款，來支付他們欠财政署的十五取一之稅金[79]。
約克郡與愛爾蘭海之間夾着地廣人稀的蘭開夏郡。
實際上，蘭開夏郡不需着多少筆墨。
該郡享聖俸的聖職一共有六十五個，專任神父和無聖俸教士的數量一定要大大超過這個數字。
愛德華三世末年，僅布萊克本監理轄區一地便有至少五十五個無聖俸的随軍神父[80]。
一份與蘭開夏郡及此次瘟疫相關的獨特文件仍存在檔案局。
已故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早就提到過這份文件。
現在，該文件在《英國曆史評論》上刊出了，講述了瘟疫期間阿穆恩德尼斯監理轄區可能的死亡數字。
不幸的是，我們應該想到這一點，大瘟疫非常嚴重，死亡忽至，人們接連死去，很快被投進公墓埋掉了，所以該死亡數字很明顯隻是一個大約的整數。
但鑒于該文件是法律調查，并經陪審團審核，加之當時聆聽相關證據的人對瘟疫記憶猶新，所以很難說這些數字僅僅是粗略的誇張。
這些數字至少可以證明蘭開夏郡的疫情非常嚴重。
随軍神父遭遇瘟疫襲擊 我們讨論的這份文件是一份記錄，其内容是阿穆恩德尼斯監理轄區監理（兼任裡士滿執事長轄區教務代辦）因為在1349年瘟疫期間提供遺囑證明、管理死前未留遺囑的财産及其他事宜而索要應得的報酬。
他好像已經收到了報酬。
索要記錄上列出了十個堂區，包括普雷斯頓、蘭開斯特和加斯唐。
這十個堂區估計有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人死于1349年9月8日和1350年1月11日之間。
據說，普雷斯頓和蘭開斯特有三千人死亡，加斯唐有兩千人死亡。
九個享聖俸的聖職空缺，三個享聖俸的聖職連續兩次空缺。
普雷斯頓的聖瑪麗·瑪格達萊妮小教堂連續七周無人照管。
利瑟姆小修道院院長一職空缺。
據說，利瑟姆村當時有八十人死亡[81]。
我們從公函卷軸可以看出，卡特梅爾小修道院也失去了院長，因為1349年9月20日，國王的許可令狀授權該院重新選舉院長[82]。
蘭開夏郡往北是威斯特摩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往北是坎伯蘭郡，坎伯蘭郡往北則是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邊界了。
威斯特摩蘭郡大約有五十七個享聖俸的聖職，坎伯蘭郡大約有八十五個。
從這兩個數字推斷，瘟疫期間威斯特摩蘭郡和坎伯蘭郡死去的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大約是七十二人。
在瘟疫爆發前，坎伯蘭郡的狀況便令人歎息。
這個時期的備忘卷檔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由于蘇格蘭人入侵，坎伯蘭郡一片荒蕪，渺無人煙。
瘟疫更使當地居民雪上加霜。
為數不多的《死後調查書》所提供的信息盡管匮乏，但仍能讓人感覺到，該地佃農嚴重缺乏[83]。
該郡已故副郡長理查德·德·登頓賬目所記錄的信息更加精确。
他解釋道，稅收很少。
其賬目上顯示，&ldquo受肆虐的瘟疫的影響&rdquo，直到1354年，&ldquo屬于國王的卡萊爾城堡莊園&rdquo大部分土地仍然荒蕪，無人耕種。
&ldquo磨坊、魚塘、草地、牧場等都租不出去，因為沒有佃農願意接手那些在瘟疫中死去的人的土地。
&rdquo 理查德·德·登頓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說明。
這份說明夾在卷檔裡[84]，現在仍然可見。
這裡僅列舉一下租金的減少情況。
比如，莊園裡的房子、農舍和土地都要出租，從前它們能帶來五英鎊的租金，現在僅一英鎊。
&ldquo歸國王所有的一個園圃現在的租金比往常少了十三先令四便士。
&rdquo那些被招來裁定這些陳述的陪審團最後得出結論說，理查德·德·登頓所言屬實。
陪審團拿出一張佃農名單，說：&ldquo理查德·德·登頓說名單上的佃農都死于瘟疫時，土地、房屋都因佃農缺乏而空置。
&rdquo[85] 卡萊爾城堡 通過哈戈姆小修道院院長的例子可以看出，坎伯蘭郡的人也經曆着同樣的困難。
哈戈姆小修道院原本是個外國修道院，但因為英格蘭與法蘭西的戰争[86]，現在歸了國王。
哈戈姆小修道院需每天向卡萊爾主教上交三便士的租金，然後耕種土地。
但此時，哈戈姆小修道院根本收不出這點錢，并且因為生活物資的缺乏而生計無着[87]。
瘟疫抓住一位聖職人員的手，接着去抓一位貴婦 1352年，愛德華三世大幅減免了卡萊爾市的稅收，因為&ldquo該市近來因瘟疫而人煙稀少，蕭條之狀甚于往常&rdquo。
現在，我們講述英格蘭最後兩個郡&mdash&mdash達勒姆郡和諾森伯蘭郡&mdash&mdash的疫情。
兩個郡都遭受了瘟疫，沒有例外。
達勒姆郡大約有九十三個享聖俸的聖職，諾森伯蘭郡大約有七十二個享聖俸的聖職。
通過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推測死于瘟疫的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數量。
隻要看一下這個時期的《達勒姆訴訟記錄》，就可以一瞥英格蘭北方諸郡的情況。
哈爾莫特法庭與莊園法庭類似，該法庭由主教認證，由達勒姆伯爵領地所任命的委員構成，受理放棄公簿持有地、貢金、争訟等方面的案子，同時辦理财産方面的案子。
1349年7月14日，霍頓舉行的一次哈爾莫特法庭留下了這樣的記錄：&ldquo沒人願意為任何土地支付租金，因為害怕瘟疫，這些地塊都交還到了領主手中。
因此，所有人都違約了，直到上帝能提供解決的辦法。
&rdquo一個法庭記錄道：&ldquo因為瘟疫，所有人都拒絕交租金。
&rdquo另一個法庭記錄道：&ldquo因為貧窮和瘟疫，沒有其他收入了。
&rdquo并且佃農&ldquo不願意以其他任何方式租地，因為他即使在瘟疫中幸存，也會拒絕支付租金&rdquo。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一個例子寫道：&ldquo在可怕的疫病到來之前，有人領着全家逃離了。
&rdquo[88] 諾森伯蘭的人陷入了絕境。
到1353年，二十五個堂區欠國王的六百多英鎊稅收被允許延期幾個月，因為幾乎再也壓榨不出錢來了[89]。
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國王谕令中寫道：&ldquo紐卡斯爾人抱怨連連。
昔日該地的什一稅、十五取一稅大多由商人及富人承擔。
但因近來瘟疫爆發，商人及富人多染病而死。
劫餘之人雖以商業為生，但受瘟疫和戰争的影響，紐卡斯爾人一貧如洗，衣食無着。
&rdquo[90]因此，他們交不起稅金。
1350年春，紐卡斯爾以北的阿尼克可能爆發了瘟疫。
當地修道院的編年史記載：&ldquo1350年春，阿尼克修道院院長約翰在瘟疫中死去。
&rdquo[91]當時的兩個作者說，蘇格蘭人将瘟疫帶過邊界傳到了自己的國家。
亨利·奈頓寫道：&ldquo聽說英格蘭流行的恐怖瘟疫後，蘇格蘭人認為這是上帝對英格蘭的審判。
他們嘲笑敵人，并且詛咒道&lsquo讓英格蘭人死光吧&rsquo。
蘇格蘭人覺得上帝的審判摧毀了英格蘭，便聚集在塞爾柯克的森林裡，伺機進犯。
但可怕的瘟疫也走向了蘇格蘭人。
不期而至的殘酷死亡讓蘇格蘭人四散奔逃。
沒過多久，大約五千人就死了。
&rdquo[92] 一本編年史的補編&mdash&mdash很可能是泰恩茅斯修道院的修士在瘟疫時期寫的&mdash&mdash記錄了瘟疫肆虐的情形。
本書關于英格蘭瘟疫過程的叙述，以此作結，比較恰當，盡管這本編年史講述了相同的故事，讀來好像是歐洲博斯普魯斯海峽及地中海諸島悲鳴的回音。
編年史作者寫道：&ldquo1348年8月，英格蘭爆發了緻命的瘟疫。
該瘟疫三年前始于印度，接着席卷亞洲、非洲，直達歐洲。
希臘、意大利、普羅旺斯、勃艮第、西班牙、阿基坦、愛爾蘭、法蘭西的人口大量死亡。
瘟疫最終到達了英格蘭和威爾士，大批市民、農民及貧苦人士死去，但王公貴族幸免得稍多。
&rdquo &ldquo瘟疫如此嚴重，許多村鎮杳無人煙，不少城市的街區空無一人。
在祝聖新墓地之前，教堂的墓地及公墓都不夠埋葬死者了。
城外的新墓地是供主教及民衆使用的。
瘟疫的傳染性極強，一人染病，全家幾無幸免。
因此，許多人逃離家鄉以求平安，但多數逃出去的人也沒有避免染病而死的命運，盡管隻是多活了幾天。
那些聽病人忏悔的神父在聆聽忏悔時染上可怕的瘟疫，有時甚至死得比忏悔者還早。
在許多地方，父母拒絕與子女交往，丈夫不敢理睬妻子。
&rdquo[93] 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 *** [1]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166到261頁。
&mdash&mdash原注 [2] 上表是1349年4個月的聖職空缺數量：&mdash&mdash原注 [3]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200頁。
&mdash&mdash原注 [4]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203頁。
&mdash&mdash原注 [5]聖雅各伯宗徒是耶稣的十二門徒之一，後殉道而死。
&mdash&mdash譯者注 [6]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諾福克郡郡志》（對開本），第2卷，第681頁。
&mdash&mdash原注 [7]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1705&mdash1752），英格蘭曆史學家，主持了諾福克郡郡志的編寫。
&mdash&mdash譯者注 [8]弗雷德裡克·西博姆：《黑死病及其在英國曆史上的地位》（見于《雙周評論》1865年9月1日）。
&mdash&mdash原注 [9]托馬斯·富勒：《英格蘭名人傳》，約翰·尼古拉編，第2卷，第132頁。
&mdash&mdash原注 [10]伍斯特的威廉：《伍斯特的威廉遊記》，詹姆斯·内史密斯編，第344
&rdquo &ldquo自此以後，修道院的租金及财産慢慢減少，尤其是當不同地方的佃農死了，大修道院院長、小修道院院長、賬房、司庫以及其他老人及官員死後，剩下的人對修道院的财物、地産、器具等不熟悉，所以修道院的租金及财産減少得更快了。
修道院院長死于1349年8月12日。
&rdquo[71] 瘟疫在教堂聖職人員間流行 有證據顯示，莫科斯修道院所在的霍爾德内斯監理轄區人口大量死亡。
執達吏和王室稅官的更換頻率驚人。
遺囑執行人的遺囑被其執行人送到原來的官員那裡，這種現象屢見不鮮[72]。
同英格蘭其他地方一樣，人口大量死亡的證據來自《死後調查書》。
比如，1349年7月28日，某草場的主人死去了。
據說，這片一百一十四英畝的草場年租金是十二便士，&ldquo今年的租金交不上去了，因為人口大量死亡，人口缺乏&rdquo。
克利夫某莊園的習慣佃農和任意佃農[73]平時每年上交十英鎊五先令的租金，但瘟疫這年僅上交了兩先令[74]。
莫科斯修道院的編年史也記錄了瘟疫給修道院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1354年，&ldquo因為莫科斯修道院情況糟糕&rdquo，所以将之移交給皇家委員會是很有必要的[75]。
這個事實表明，莫科斯修道院受瘟疫重創後沒有恢複。
約克郡土地收還官在1349年10月到1350年10月的賬簿中記載，他根本無法收取四英鎊十二先令兩便士的收益，&ldquo因為過去能征稅的土地和房屋現在什麼也征不上來。
在瘟疫期間，大部分人都死了。
佃農短缺，沒人願意租上述的土地和房屋&rdquo。
接着，賬簿裡列出一張表格，上面顯示着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子[76]。
可以再舉一個唐克斯特監理轄區的例子。
&ldquo威廉爵士的繼承人約翰·菲茨威廉曾短期掌管家庭産業。
他死于1349年大瘟疫中。
我從一份編年史中轉引了一段，從中可以看出大衆當時的感受&mdash&mdash&lsquo那些日子裡，葬禮無人哭送，婚禮沒有賓朋，許多人為了逃避瘟疫而東奔西跑，但無論如何也躲不開染病而死的命運。
&rsquo&rdquo 瘟疫将一名貴婦拖下床 &ldquo在監理轄區的另一個地方，我們發現了一個人，他願意将自己的财産分給幸存的孩子。
《約翰·菲茨威廉手稿》是當時的一份備忘錄，約翰·菲茨威廉死前将所有的财物，動産與不動産，分給了妻子瓊夫人、兒子約翰和克羅斯比堂區負責神父阿萊恩，其财産總值是二百八十八英鎊三先令八點五便士。
&rdquo[77] 上述編年史的作者記錄的另外一件事情則顯示了瘟疫爆發時人們的生死未定之感，他們因看到周圍人不斷死去而産生這種感覺，所以我們不用驚訝。
唐克斯特監理轄區伍姆韋爾的托馬斯·阿洛特的遺囑在1349年9月14日認證，表達了要埋葬在達菲爾德的意願後，他接着說道：&ldquo我留下的東西由在這場緻命瘟疫中幸存的兒女繼承。
&rdquo[78] 1353年，愛德華三世&ldquo慮及赫爾河畔金斯頓鎮因亨伯河泛濫而荒涼破敗，慮及該鎮大批人口在上次肆虐的瘟疫中喪生，慮及劫後餘生的臣民處境凄慘，一貧如洗&rdquo，特許該鎮居民可以用那些要求提升工資的勞工、佃農所交的罰款，來支付他們欠财政署的十五取一之稅金[79]。
約克郡與愛爾蘭海之間夾着地廣人稀的蘭開夏郡。
實際上，蘭開夏郡不需着多少筆墨。
該郡享聖俸的聖職一共有六十五個，專任神父和無聖俸教士的數量一定要大大超過這個數字。
愛德華三世末年，僅布萊克本監理轄區一地便有至少五十五個無聖俸的随軍神父[80]。
一份與蘭開夏郡及此次瘟疫相關的獨特文件仍存在檔案局。
已故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早就提到過這份文件。
現在，該文件在《英國曆史評論》上刊出了，講述了瘟疫期間阿穆恩德尼斯監理轄區可能的死亡數字。
不幸的是，我們應該想到這一點，大瘟疫非常嚴重，死亡忽至，人們接連死去，很快被投進公墓埋掉了，所以該死亡數字很明顯隻是一個大約的整數。
但鑒于該文件是法律調查，并經陪審團審核，加之當時聆聽相關證據的人對瘟疫記憶猶新，所以很難說這些數字僅僅是粗略的誇張。
這些數字至少可以證明蘭開夏郡的疫情非常嚴重。
随軍神父遭遇瘟疫襲擊 我們讨論的這份文件是一份記錄，其内容是阿穆恩德尼斯監理轄區監理（兼任裡士滿執事長轄區教務代辦）因為在1349年瘟疫期間提供遺囑證明、管理死前未留遺囑的财産及其他事宜而索要應得的報酬。
他好像已經收到了報酬。
索要記錄上列出了十個堂區，包括普雷斯頓、蘭開斯特和加斯唐。
這十個堂區估計有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人死于1349年9月8日和1350年1月11日之間。
據說，普雷斯頓和蘭開斯特有三千人死亡，加斯唐有兩千人死亡。
九個享聖俸的聖職空缺，三個享聖俸的聖職連續兩次空缺。
普雷斯頓的聖瑪麗·瑪格達萊妮小教堂連續七周無人照管。
利瑟姆小修道院院長一職空缺。
據說，利瑟姆村當時有八十人死亡[81]。
我們從公函卷軸可以看出，卡特梅爾小修道院也失去了院長，因為1349年9月20日，國王的許可令狀授權該院重新選舉院長[82]。
蘭開夏郡往北是威斯特摩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往北是坎伯蘭郡，坎伯蘭郡往北則是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邊界了。
威斯特摩蘭郡大約有五十七個享聖俸的聖職，坎伯蘭郡大約有八十五個。
從這兩個數字推斷，瘟疫期間威斯特摩蘭郡和坎伯蘭郡死去的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大約是七十二人。
在瘟疫爆發前，坎伯蘭郡的狀況便令人歎息。
這個時期的備忘卷檔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由于蘇格蘭人入侵，坎伯蘭郡一片荒蕪，渺無人煙。
瘟疫更使當地居民雪上加霜。
為數不多的《死後調查書》所提供的信息盡管匮乏，但仍能讓人感覺到，該地佃農嚴重缺乏[83]。
該郡已故副郡長理查德·德·登頓賬目所記錄的信息更加精确。
他解釋道，稅收很少。
其賬目上顯示，&ldquo受肆虐的瘟疫的影響&rdquo，直到1354年，&ldquo屬于國王的卡萊爾城堡莊園&rdquo大部分土地仍然荒蕪，無人耕種。
&ldquo磨坊、魚塘、草地、牧場等都租不出去，因為沒有佃農願意接手那些在瘟疫中死去的人的土地。
&rdquo 理查德·德·登頓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說明。
這份說明夾在卷檔裡[84]，現在仍然可見。
這裡僅列舉一下租金的減少情況。
比如，莊園裡的房子、農舍和土地都要出租，從前它們能帶來五英鎊的租金，現在僅一英鎊。
&ldquo歸國王所有的一個園圃現在的租金比往常少了十三先令四便士。
&rdquo那些被招來裁定這些陳述的陪審團最後得出結論說，理查德·德·登頓所言屬實。
陪審團拿出一張佃農名單，說：&ldquo理查德·德·登頓說名單上的佃農都死于瘟疫時，土地、房屋都因佃農缺乏而空置。
&rdquo[85] 卡萊爾城堡 通過哈戈姆小修道院院長的例子可以看出，坎伯蘭郡的人也經曆着同樣的困難。
哈戈姆小修道院原本是個外國修道院，但因為英格蘭與法蘭西的戰争[86]，現在歸了國王。
哈戈姆小修道院需每天向卡萊爾主教上交三便士的租金，然後耕種土地。
但此時，哈戈姆小修道院根本收不出這點錢，并且因為生活物資的缺乏而生計無着[87]。
瘟疫抓住一位聖職人員的手，接着去抓一位貴婦 1352年，愛德華三世大幅減免了卡萊爾市的稅收，因為&ldquo該市近來因瘟疫而人煙稀少，蕭條之狀甚于往常&rdquo。
現在，我們講述英格蘭最後兩個郡&mdash&mdash達勒姆郡和諾森伯蘭郡&mdash&mdash的疫情。
兩個郡都遭受了瘟疫，沒有例外。
達勒姆郡大約有九十三個享聖俸的聖職，諾森伯蘭郡大約有七十二個享聖俸的聖職。
通過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推測死于瘟疫的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數量。
隻要看一下這個時期的《達勒姆訴訟記錄》，就可以一瞥英格蘭北方諸郡的情況。
哈爾莫特法庭與莊園法庭類似，該法庭由主教認證，由達勒姆伯爵領地所任命的委員構成，受理放棄公簿持有地、貢金、争訟等方面的案子，同時辦理财産方面的案子。
1349年7月14日，霍頓舉行的一次哈爾莫特法庭留下了這樣的記錄：&ldquo沒人願意為任何土地支付租金，因為害怕瘟疫，這些地塊都交還到了領主手中。
因此，所有人都違約了，直到上帝能提供解決的辦法。
&rdquo一個法庭記錄道：&ldquo因為瘟疫，所有人都拒絕交租金。
&rdquo另一個法庭記錄道：&ldquo因為貧窮和瘟疫，沒有其他收入了。
&rdquo并且佃農&ldquo不願意以其他任何方式租地，因為他即使在瘟疫中幸存，也會拒絕支付租金&rdquo。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一個例子寫道：&ldquo在可怕的疫病到來之前，有人領着全家逃離了。
&rdquo[88] 諾森伯蘭的人陷入了絕境。
到1353年，二十五個堂區欠國王的六百多英鎊稅收被允許延期幾個月，因為幾乎再也壓榨不出錢來了[89]。
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國王谕令中寫道：&ldquo紐卡斯爾人抱怨連連。
昔日該地的什一稅、十五取一稅大多由商人及富人承擔。
但因近來瘟疫爆發，商人及富人多染病而死。
劫餘之人雖以商業為生，但受瘟疫和戰争的影響，紐卡斯爾人一貧如洗，衣食無着。
&rdquo[90]因此，他們交不起稅金。
1350年春，紐卡斯爾以北的阿尼克可能爆發了瘟疫。
當地修道院的編年史記載：&ldquo1350年春，阿尼克修道院院長約翰在瘟疫中死去。
&rdquo[91]當時的兩個作者說，蘇格蘭人将瘟疫帶過邊界傳到了自己的國家。
亨利·奈頓寫道：&ldquo聽說英格蘭流行的恐怖瘟疫後，蘇格蘭人認為這是上帝對英格蘭的審判。
他們嘲笑敵人，并且詛咒道&lsquo讓英格蘭人死光吧&rsquo。
蘇格蘭人覺得上帝的審判摧毀了英格蘭，便聚集在塞爾柯克的森林裡，伺機進犯。
但可怕的瘟疫也走向了蘇格蘭人。
不期而至的殘酷死亡讓蘇格蘭人四散奔逃。
沒過多久，大約五千人就死了。
&rdquo[92] 一本編年史的補編&mdash&mdash很可能是泰恩茅斯修道院的修士在瘟疫時期寫的&mdash&mdash記錄了瘟疫肆虐的情形。
本書關于英格蘭瘟疫過程的叙述，以此作結，比較恰當，盡管這本編年史講述了相同的故事，讀來好像是歐洲博斯普魯斯海峽及地中海諸島悲鳴的回音。
編年史作者寫道：&ldquo1348年8月，英格蘭爆發了緻命的瘟疫。
該瘟疫三年前始于印度，接着席卷亞洲、非洲，直達歐洲。
希臘、意大利、普羅旺斯、勃艮第、西班牙、阿基坦、愛爾蘭、法蘭西的人口大量死亡。
瘟疫最終到達了英格蘭和威爾士，大批市民、農民及貧苦人士死去，但王公貴族幸免得稍多。
&rdquo &ldquo瘟疫如此嚴重，許多村鎮杳無人煙，不少城市的街區空無一人。
在祝聖新墓地之前，教堂的墓地及公墓都不夠埋葬死者了。
城外的新墓地是供主教及民衆使用的。
瘟疫的傳染性極強，一人染病，全家幾無幸免。
因此，許多人逃離家鄉以求平安，但多數逃出去的人也沒有避免染病而死的命運，盡管隻是多活了幾天。
那些聽病人忏悔的神父在聆聽忏悔時染上可怕的瘟疫，有時甚至死得比忏悔者還早。
在許多地方，父母拒絕與子女交往，丈夫不敢理睬妻子。
&rdquo[93] 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 *** [1]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166到261頁。
&mdash&mdash原注 [2] 上表是1349年4個月的聖職空缺數量：&mdash&mdash原注 [3]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200頁。
&mdash&mdash原注 [4]奧古斯塔斯·傑索普：《修士的來臨》，第203頁。
&mdash&mdash原注 [5]聖雅各伯宗徒是耶稣的十二門徒之一，後殉道而死。
&mdash&mdash譯者注 [6]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諾福克郡郡志》（對開本），第2卷，第681頁。
&mdash&mdash原注 [7]弗朗西斯·布洛姆菲爾德（1705&mdash1752），英格蘭曆史學家，主持了諾福克郡郡志的編寫。
&mdash&mdash譯者注 [8]弗雷德裡克·西博姆：《黑死病及其在英國曆史上的地位》（見于《雙周評論》1865年9月1日）。
&mdash&mdash原注 [9]托馬斯·富勒：《英格蘭名人傳》，約翰·尼古拉編，第2卷，第132頁。
&mdash&mdash原注 [10]伍斯特的威廉：《伍斯特的威廉遊記》，詹姆斯·内史密斯編，第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