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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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
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隻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
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
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講究。
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
至于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
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挂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幹涉。
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
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
我有十幾年沒到内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
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
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
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
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
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
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裡找一個會吹笛子唱昆腔的人來教。
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在内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
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
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
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
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
至于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
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
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
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
這都由于學校裡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
所以學校隻管多，教育隻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賬房，警察，兵士，農夫……還隻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三四千字。
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
但是我卻并不是悲觀的人。
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并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
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
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
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
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
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
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 （原載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隻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
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
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講究。
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
至于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
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挂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幹涉。
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
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
我有十幾年沒到内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
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
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
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
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
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
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裡找一個會吹笛子唱昆腔的人來教。
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在内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
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那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
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
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
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
至于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
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
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
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
這都由于學校裡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
所以學校隻管多，教育隻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賬房，警察，兵士，農夫……還隻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三四千字。
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
但是我卻并不是悲觀的人。
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并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
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
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
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
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
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
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 （原載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