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人才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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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部刻闆書，念幾百篇科學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鸾禧”戲文裡的丐頭女婿，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
他從小學的是科學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裡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說的話，并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複活。
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曆史事實。
凡成為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
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
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産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
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
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
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複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
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産兒。
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意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曆史；巴黎，牛津，劍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曆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曆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
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
至于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
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
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
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曆史陳迹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第十一期）裡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巨”。
其實他太恭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财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
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枭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
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
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别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真有點像“臨渴掘井”了。
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
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
我們在今日如果真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清隻有咬定牙根來徹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條狹路可走。
如果這條路上的荊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埋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隻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
他從小學的是科學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裡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說的話，并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複活。
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曆史事實。
凡成為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
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
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産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
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
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
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複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
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産兒。
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意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曆史；巴黎，牛津，劍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曆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曆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
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
至于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
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
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
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曆史陳迹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第十一期）裡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巨”。
其實他太恭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财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
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枭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
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
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别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真有點像“臨渴掘井”了。
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
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
我們在今日如果真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清隻有咬定牙根來徹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條狹路可走。
如果這條路上的荊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埋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隻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