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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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證據”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
但史家要問： （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2）什麼時候尋出的？ （3）什麼人尋出的？ （4）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僞（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頁三四八——三四九） 《〈紅樓夢〉考證》諸篇隻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
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隻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着手；隻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這是考證學的方法。
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頁四一一——四一二）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
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隻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
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得着這些結論：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
……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于康熙末葉（約1715-1720），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頁三八三）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城挽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時隻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
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
（頁四二〇）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
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曆1763年2月12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隻差一年多。
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
考證兩個年代，經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着證實。
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後又最重要的一步。
不曾證實的理論，隻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後，才是定論，才是真理。
我在别處（《文存三集》）說過： 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我為什麼要替《水浒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
……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
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僞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
這些都隻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
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态度，一點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在于尋求事實，尋求真理。
科學态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科學方法隻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
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态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牽着鼻子走。
從前禅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隻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隻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甯、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
我隻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我很誠摯的把這一本小書貢獻給全國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時将離開江南的前一日 （收入《胡适文集》，1930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
但史家要問： （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 （2）什麼時候尋出的？ （3）什麼人尋出的？ （4）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 （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僞（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頁三四八——三四九） 《〈紅樓夢〉考證》諸篇隻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
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隻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着手；隻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這是考證學的方法。
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頁四一一——四一二）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
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隻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
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得着這些結論：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
……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于康熙末葉（約1715-1720），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頁三八三）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城挽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時隻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
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
（頁四二〇）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
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曆1763年2月12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1765”）隻差一年多。
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
考證兩個年代，經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着證實。
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後又最重要的一步。
不曾證實的理論，隻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後，才是定論，才是真理。
我在别處（《文存三集》）說過： 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我為什麼要替《水浒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
……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
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僞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
這些都隻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
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态度，一點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在于尋求事實，尋求真理。
科學态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科學方法隻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
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态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牽着鼻子走。
從前禅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隻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隻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甯、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
我隻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我很誠摯的把這一本小書貢獻給全國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時将離開江南的前一日 （收入《胡适文集》，1930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