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的家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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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通順了。
那時候正是廢八股詩文的時代，科舉制度本身也動搖了。
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
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
但學堂裡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
《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
《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
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
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于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
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
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
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志異》和《虞初新志》，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
石印本的《聊齋志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
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姐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
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他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
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着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
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
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
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
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
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糜先生”。
這個綽号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糜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确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伯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
），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裡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裡“當朋”（八都幾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人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
旅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大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險，出醜。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
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别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
那時候正是廢八股詩文的時代，科舉制度本身也動搖了。
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
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
但學堂裡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
《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
《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
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
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于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
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
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
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志異》和《虞初新志》，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
石印本的《聊齋志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
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姐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
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他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
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着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
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
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
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
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
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糜先生”。
這個綽号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糜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确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伯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
），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裡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裡“當朋”（八都幾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人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
旅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大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險，出醜。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
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别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