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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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

     我們中國的戲劇最不講究這些經濟方法。

    如《長生殿》全本至少須有四五十點鐘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須用七八十點鐘方可演完。

    有人說,這種戲從來不唱全本的;我請問,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編全本的戲呢?那種連台十本,二十本,三十本的“新戲”,更不用說了。

    這是時間的不經濟。

    中國戲界最怕“重頭戲”,往往有幾個人遞代扮演一個腳色,如《雙金錢豹》,如《雙四傑村》之類。

    這是人力的不經濟。

    中國新開的戲園試辦布景,一出《四進士》要布十個景;一出《落馬湖》要布二十五個景!(這是嚴格的說法。

    但現在的戲園裡武場一大段不布景)這是設備的不經濟。

    再看中國戲台上,跳過桌子便是跳牆;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個跑龍套便是一千人馬;轉兩個彎便是行了幾十裡路;翻幾個斤鬥,做幾件手勢,便是一場大戰。

    這種粗笨愚蠢,不真不實,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嘔!既然戲台上不能演出這種事實,又何苦硬把這種情節放在戲裡呢?西洋的戲劇最講究幾件的方法。

    即如本期張豂子君《我的中國舊戲觀》中所說外國戲最講究的“三種聯合”,便是戲劇的經濟方法。

    張君引這三種聯合來比中國舊戲中身段台步各種規律,便大錯了。

    三種聯合原名TheLawofThreeUnities,當譯為“三一律”。

    “三一”即是:(l)一個地方,(2)一個時間,(3)一樁事實。

    我且舉一出《三娘教子》做一個勉強借用的例。

    《三娘教子》這出戲自始至終,隻在一個機房裡面,隻須布一幕的景,這便是“一個地方”;這出戲的時間隻在放學回來的一段時間,這便是“一個時間”;這出戲的情節隻限于機房教子的一段事實,這便是“一樁事實”。

    這出戲隻挑出這一小段時間,這一個小地方,演出這一小段故事;但是看戲的人因此便知道這一家的曆史;便知道三娘是第三妾,他的丈夫從軍不回,大娘、二娘都再嫁了,隻剩三娘守節撫孤;這兒子本不是三娘生的;……這些情節都在這小學生放學回來的一個極短時間内,從三娘薛寶口中,一一補叙出來,正不用從十幾年前叙起:這便是戲劇的經濟。

    但是《三娘教子》的情節很簡單,故雖偶合“三一律”,還不算難。

    西洋的希臘戲劇遵守“三一律”最嚴;近世的“獨幕戲”也嚴守這“三一律”。

    其餘的“分幕劇”隻遵守“一樁事實”的一條,于時間同地方兩條便往往擴 充範圍,不能像希臘劇本那種嚴格的限制了(看《新青年》四卷六号以來的易蔔生所做得《娜拉》與《國民之敵》兩劇便知)。

    但西洋的新戲雖不能嚴格的遵守“三一律”,卻極注意劇本的經濟方法:無五折以上的戲,無五幕以上的布景,無不能在台上演出的情節。

    張豂子君說,“外國演陸軍劇,必須另築大戲館”。

    這是極外行的話。

    西洋戲劇從沒有什麼“陸軍劇”;古代雖偶有戰鬥的戲,也不過在戲台後面呐喊作戰鬥之聲罷了;近代的戲劇連這種笨法都用不着,隻隔開一幕,用幾句補叙的話,便夠了。

    《元曲選》中的《薛仁貴》一本,便是這種寫法,比《單鞭奪槊》與《氣英布》兩本所用觀戰員詳細報告的寫法更經濟了。

    元人的雜劇,限于四折,故不能不講經濟的方法,雖不能上比希臘的名劇,下比近世的新劇,也就可以比得上十六七世紀英國、法國戲劇的經濟了(此單指體裁段落,并不包括戲中的思想與寫生工夫)。

    南曲以後,編戲的人專注意詞章音節一方面,把體裁的經濟方法完全抛掉,遂有每本三四十出的笨戲,弄到後來,不能不割裂全本,變成無數沒頭沒腦的小戲!現在大多數編戲的人,依舊是用在“從頭至尾”的笨法,不知什麼叫做“剪裁”,不知什麼叫做“戲劇的經濟”。

    補救這種笨伯的戲劇方法,别無他道,止有研究世界的戲劇文學,或者可以漸漸的養成一種文學經濟的觀念。

    這也是比較的文學研究的一種益處了。

     以上所說兩條,——悲劇的觀念,文學的經濟,——都不過是最淺近的例,用來證明研究西洋戲劇文學可以得到的益處。

    大凡一國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氣”,一犯了這種死症,幾乎無藥可醫;百死之中,止有一條生路:趕快用打針法,打一些新鮮的“少年血性”進去,或者還可望卻老還童的功效。

    現在的中國文學已到了暮氣攻心,奄奄斷氣的時候!趕緊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湯”,還恐怕已經太遲了;不料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孫還要禁止醫生,不許他下藥,說道,“中國人何必吃外國藥!”……哼! 民國七年九月 (原載于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