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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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

    這個區别,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

    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

    《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遠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

    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

    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

    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

    《水浒》所以比《史記》更好,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

    《水浒》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隻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

    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

    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

    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

    《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

    《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

    《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

    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

    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

    《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

    唐人的小說大都屬于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聶隐娘》諸篇)。

    《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仆》、《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于寫實主義了。

    至于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隻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

    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

    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

    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

    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

    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

    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裡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

    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

    《聊齋》裡面,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

    《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

    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卻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義之中,卻帶幾分寫實的性質。

    這實在是他的長處。

    隻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

    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

    ——“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并無沖突。

    ——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寫情短詩”(LyricalPoetry或譯“抒情詩”),像Homer,Milton,Dante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尚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

    戲劇一方面,蕭士比亞的戲,有時競長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後來變成五出五幕;又漸漸變成三出三幕; 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

    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

    長篇小說如Tolstoy的《戰争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 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

    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

    (一)世界的生活競争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隻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

    (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系。

    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隻是“經濟”一件事。

    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

    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

    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

    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隻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

    那些長篇小說家又隻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

    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

     民國七年 (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稿,傅斯年記錄,原載于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學日刊》。

    後經胡适改定,又載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