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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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堂教書。

    我生了氣,也不屑再去求他了。

    ” “伯安那時做衆議院的議員,在國會裡頗出點風頭。

    我托他設法。

    他托陳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薦到大學堂去當一個事務員,一個月拿三十塊錢。

    我們隻好自己刻苦一點,把奶媽和那添雇的老媽子辭了。

    每月隻吃三四次肉,有人請我吃酒,我都辭了不去,因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請。

    戲園裡是四年多不曾去過了。

    ” “但是無論我們怎樣節省,總是不夠用。

    過了一年又添了一個孩子。

    這回我的内人自己給他奶吃,不雇奶媽了。

    但是自己的乳水不夠,我們用開成公司的豆腐漿代它,小孩子不肯吃,不到一歲就殇掉了。

    内人哭的什麼似的。

    我想起孩子之死全系因為雇不起奶媽,内人又過于省儉,不肯吃點滋養的東西,所以乳水更不夠。

    我看見内人傷心,我心裡實在難過。

    ” “後來時局一年壞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緊似一年。

    内人因為身體不好,辍課太多,蒙養院的當局頗說嫌話,内人也有點拗性,索性辭職出來。

    想找别的事做,一時竟尋不着。

    北京這個地方,你想尋一個三百五百的闊差使,反不費力。

    要是你想尋二三十塊錢一個月的小事,那就比登天還難。

    到了中交兩行停止兌現的時候,我那每月三十塊錢的票子更不夠用了。

    票子的價值越縮下去,我的大孩子吃飯的本事越來越大。

    去年冬天,又生了一個女孩子,就是昨天你看見我抱着的。

    我托了伯安去見大學校長,請他加我的薪水,校長曉得我做事認真,加了我十塊錢票子,共是四十塊,打個七折,四七二十八,你替我算算,房租每月六塊,夥食十五塊,老媽工錢兩塊,已是二十三塊錢了。

    剩下五塊大錢,每天隻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錢。

    做衣服的錢都沒有,不要說看報買書了。

    大學圖書館裡雖然有書有報,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趕回家來幫内人照應小孩子,那裡有工夫看書閱報?晚上我騰出一點工夫做點小說,想賺幾個錢。

    我的内人向來不許我寫過十二點鐘的,于今也不來管我了。

    他曉得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非尋兩個外快錢不能過日子,所以隻好由我寫到兩三點鐘才睡。

    但是現在賣文的人多了,我又沒有工夫看書,全靠絞腦子,挖心血,沒有接濟思想的來源,做的東西又都是百忙裡偷閑潦草做的,那裡會有好東西?所以往往賣不起價錢,有時原稿退回,我又修改一點,寄給别家。

    前天好容易賣了一篇小說,拿着五塊錢,所以昨天全家去逛中央公園,去年我們竟不曾去過。

    ” “我每天五點鐘起來,——冬天六點半起來——午飯後靠着桌子偷睡半個鐘頭,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後。

    忙的是什麼呢?我要吃飯,老婆要吃飯,還要喂小孩子吃飯——所忙的不過為了這一件事!” “我每天上大學去,從大學回來,都是步行。

    這就是我的體操,不但可以省錢,還可給我一點用思想的時間,使我可以想小說的布局,可以想到人生的問題。

    有一天,我的内人的姊夫從南邊來,我想請他上一回館子,家裡恰沒有錢,我去問同事借,那幾位同事也都是和我不相上下的窮鬼,那有錢借入?我空着手走回家,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一頭想,一頭走,想入了迷,就站在北河沿一棵柳樹下,望着水裡的樹影子,足足站了兩個鐘頭。

    等到我醒過來走回家時,天已黑了,客人已走了半天了!” “自從那一天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想到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從睡夢裡喊着‘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小山,你是學哲學的人。

    像我這樣養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 民國八年 (原載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