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人才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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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獨立》第十期）。
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為“領袖”。
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用他的意思，讨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歎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抛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
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
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
我們知道《新約》裡的幾種耶稣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
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
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曆史人物往往隻靠一些幹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
我們對于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隻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瑣聞。
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
朱子記陶淵明，隻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
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
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隻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夠解釋為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
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
“士大夫”的稀少，隻是因為“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裡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
在南北朝的晚期，顔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盆，皆有範文，亦為至矣。
但《禮經》既殘缺非複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
故世号“士大夫風操”。
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
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顔氏家訓》“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
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
門閥的争存不全靠聲勢的暄赫，子孫的貴盛。
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
即如顔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顔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内，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
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
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司馬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始終被科學制度和别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
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隻消讀
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為“領袖”。
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用他的意思，讨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歎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抛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
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
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
我們知道《新約》裡的幾種耶稣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
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
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曆史人物往往隻靠一些幹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
我們對于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隻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瑣聞。
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
朱子記陶淵明，隻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
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
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隻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夠解釋為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
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
“士大夫”的稀少，隻是因為“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裡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
在南北朝的晚期，顔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盆，皆有範文，亦為至矣。
但《禮經》既殘缺非複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
故世号“士大夫風操”。
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
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顔氏家訓》“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
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
門閥的争存不全靠聲勢的暄赫，子孫的貴盛。
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
即如顔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顔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内，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
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
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司馬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始終被科學制度和别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
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隻消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