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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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
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l《九歌》9 《天問》1《九章》9 《遠遊》1《蔔居》1 《漁父》1《招魂》1 《大招》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
《蔔居》、《漁父》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
《招魂》用“些”，《大招》用“隻”，皆是變體。
《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
《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
《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系，細看内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
剩下的，隻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
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
《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于《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
《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僞作。
我們若不願完全丢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
《九章》中，至多隻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
《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九歌》 （2）稍晚——屈原？《離騷》 （2）稍晚——屈原？《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招魂》 （4）稍後——楚亡後《蔔居》，《漁父》 （5）漢人作的《大招》，《遠遊》 （5）漢人作的《九章》的一部分 （5）漢人作的《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
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
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
一首“關關雎鸠”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後的，又說是美後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
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注解。
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抛開屈原的傳說，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見解。
《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殇》，《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裡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
我們應該從朱子人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隻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
如《湘夫人》歌：“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
又如： 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 屈原托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複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
遠者謂高賢隐士也。
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
（王逸） 或說： 袂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複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五臣） 或說： 既诒湘夫人以袂襟，又遺遠者以杜若。
好賢不已也。
（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複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載于1922年9月3日《讀書雜志》第1期）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
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l《九歌》9 《天問》1《九章》9 《遠遊》1《蔔居》1 《漁父》1《招魂》1 《大招》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
《蔔居》、《漁父》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
《招魂》用“些”，《大招》用“隻”，皆是變體。
《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
《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
《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系，細看内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
剩下的，隻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
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
《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于《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
《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僞作。
我們若不願完全丢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
《九章》中，至多隻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
《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九歌》 （2）稍晚——屈原？《離騷》 （2）稍晚——屈原？《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招魂》 （4）稍後——楚亡後《蔔居》，《漁父》 （5）漢人作的《大招》，《遠遊》 （5）漢人作的《九章》的一部分 （5）漢人作的《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
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
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
一首“關關雎鸠”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後的，又說是美後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
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注解。
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抛開屈原的傳說，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見解。
《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殇》，《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裡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
我們應該從朱子人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隻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
如《湘夫人》歌：“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
又如： 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 屈原托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複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
遠者謂高賢隐士也。
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
（王逸） 或說： 袂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複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五臣） 或說： 既诒湘夫人以袂襟，又遺遠者以杜若。
好賢不已也。
（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複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載于1922年9月3日《讀書雜志》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