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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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子。
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财源茂盛達三江。
”這也可以過發财的瘾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緻嘉祥。
” 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 豆腐店老闆心裡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财”，貼在對面牆上，于是他的寶号就發财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财。
”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
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
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裡。
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
但孫中山死後，“中山”盡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為“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擡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
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
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
将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标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标語之忙碌”。
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着寫标語；桌上，椅背上，地闆上，滿鋪着寫好了的标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拟标語的，有讨論審定标語的，還有貼标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标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标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
有寫着“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
“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号标語的世界。
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
這是很冤枉的。
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标語。
标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财”或“擡頭見喜”，有什麼分别？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别？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别？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
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号标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
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标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标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标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标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曆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号标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
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财”？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着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财的瘾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隻有另一個說法，隻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
張老闆的祖宗傳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财”，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号，貼标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瘾，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着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隻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顔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
于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标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感情，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标語，喊幾句口号，就算做了紀念了！ 于是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周，牆上處處是标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
于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
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财源茂盛達三江。
”這也可以過發财的瘾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緻嘉祥。
” 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 豆腐店老闆心裡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财”，貼在對面牆上，于是他的寶号就發财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财。
”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
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
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裡。
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
但孫中山死後，“中山”盡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為“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擡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
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
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
将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标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标語之忙碌”。
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着寫标語；桌上，椅背上，地闆上，滿鋪着寫好了的标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拟标語的，有讨論審定标語的，還有貼标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标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标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
有寫着“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
“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号标語的世界。
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
這是很冤枉的。
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标語。
标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财”或“擡頭見喜”，有什麼分别？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别？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别？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
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号标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
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标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标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标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标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曆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号标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
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财”？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着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财的瘾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隻有另一個說法，隻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
張老闆的祖宗傳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财”，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号，貼标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瘾，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着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隻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顔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
于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标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感情，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标語，喊幾句口号，就算做了紀念了！ 于是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周，牆上處處是标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
于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