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在君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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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
所以他隻能期待“少數裡的少數，優秀裡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并且風靡了全國。
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裡，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
到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将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隻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
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
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
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基礎；他做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
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
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
他對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
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隻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
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
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
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裡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
（可惜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
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于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
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獎學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
後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為他出力征募撫恤金。
他自己擔任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功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
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
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
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
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裡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
他去年在莫幹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
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皇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雲：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皇島住了十天，臨别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的詩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連别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兒女在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
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 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須。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
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裡的。
廿五，二，九夜。
（原載于1936年7月16日《獨立評論》第188号《紀念丁文江先生紀念号》）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
所以他隻能期待“少數裡的少數，優秀裡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并且風靡了全國。
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裡，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
到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将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隻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
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
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
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基礎；他做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
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
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
他對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
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隻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
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
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
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裡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
（可惜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
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于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
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獎學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
後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為他出力征募撫恤金。
他自己擔任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功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
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
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
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
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裡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
他去年在莫幹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
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皇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雲：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皇島住了十天，臨别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的詩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連别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兒女在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
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 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須。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
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裡的。
廿五，二，九夜。
（原載于1936年7月16日《獨立評論》第188号《紀念丁文江先生紀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