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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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的統制。
一個父親對于他的二個兒子可以給予同樣的教育，同樣的生活基礎，可是到後來，他們會漸漸依照各自内在的個性去創造自己前程。
縱使兩個人都做銀行的行長，有着完全相等的資本，然而在各項重要的事務，和一切造成快樂的幸福的事物中，他們完全是兩樣的，他們的處世态度，腔調，和性情無不兩樣：他們和屬下職員間的關系也有相異之處，職員們或許怕他們，也許愛他們。
他們也許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許是和藹而寬大的，他們儲蓄和用錢的方法也不同；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癖好，朋友，俱樂部，書籍和妻子也都是兩樣的。
在同樣環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麼大的差異，所以當我們看見報紙上的許多訃告時，我們也不禁有些奇怪，以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兩者的生活竟是那麼不同，有的安居樂業，專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獲到樂趣，有的沒有固定的職業，到處浮沉着，有的成了發明家，有的從事探險，也有些人喜說笑話，有的卻終日沉默寡歡，有的正在飛黃騰達名利雙收之時，而結果卻無聲無息地在角落裡死掉了，有的做着賣冰賣煤的買賣，在他們的地下室裡被刺死，身後遺下了黃金二萬元。
是的，雖然在工業時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隻要人類還是人類，變化總還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會的革命，宿命論，在人事上是沒有這回事的。
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創造者的計算完全失敗。
也擊退了法律，制度，和社會改革政策的創造者，不管所創造的是奧尼達團體制度（Oneida——奧尼達人系指居住紐約奧尼湖附近之美國印第安人——編者，）或美國勞工聯盟，或法官林賽所定的伴侶婚姻制度。
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離婚的慣例理為重要。
那些執行法律，或維護的人們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講到個人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個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終目标，并且也因為我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國際關系的進步，都是由許多個人（個人造成國家）的集體行動和集體脾性而産生，所以也完全以個人的脾氣的性格為基矗國家的政治和國家每一時期的進化，其決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為在工業發展的原則之外，一個民族做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比較重要的因素。
盧騷不會預料到法國革命的演變和拿破侖的突然出現，正如馬克思不會預料到他的社會主義原理的實際發展和斯太林的出現一樣。
法國革命的演變和演變決不是由一般所說“自由平等博愛”的口号所決定，而是由于人類天性上的某些特質和法國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質素所決定，馬克思雖有根嚴正的辯證法，可是他對于社會主義革命所将取的途徑之猜測，卻是完全失敗的。
從邏輯上講起來，照他的逆料，這種無産階級革命，應發生于工業文明最發達的地方，和無産工人階級擡頭的地方，——先在英國繼在美國，此外德國或許也有發生的可能。
但是事實卻不然，共産主義卻是在俄國這麼一個農業國，一個無産階級沒有多大力量的國家裡，最先找到了實驗的場所。
這是因為馬克思忘記顧到英國和美國的人的因素，忘記顧到英國人或美國人應付事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說，經濟學上的一切重大的錯誤，全是由于不曾考慮到那個國家中那種不可測度的因素。
英人不信任假說的口号，英國人做事有條不紊慢慢做的習慣。
盎格羅撤克遜民族有着個人自由，自尊，明達，秩序的愛好；這些對于英美各種事态的發展，比之德國辯證學者的全部邏輯更有決定的力量。
所以一個國家
一個父親對于他的二個兒子可以給予同樣的教育，同樣的生活基礎，可是到後來，他們會漸漸依照各自内在的個性去創造自己前程。
縱使兩個人都做銀行的行長，有着完全相等的資本，然而在各項重要的事務，和一切造成快樂的幸福的事物中，他們完全是兩樣的，他們的處世态度，腔調，和性情無不兩樣：他們和屬下職員間的關系也有相異之處，職員們或許怕他們，也許愛他們。
他們也許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許是和藹而寬大的，他們儲蓄和用錢的方法也不同；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癖好，朋友，俱樂部，書籍和妻子也都是兩樣的。
在同樣環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麼大的差異，所以當我們看見報紙上的許多訃告時，我們也不禁有些奇怪，以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兩者的生活竟是那麼不同，有的安居樂業，專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獲到樂趣，有的沒有固定的職業，到處浮沉着，有的成了發明家，有的從事探險，也有些人喜說笑話，有的卻終日沉默寡歡，有的正在飛黃騰達名利雙收之時，而結果卻無聲無息地在角落裡死掉了，有的做着賣冰賣煤的買賣，在他們的地下室裡被刺死，身後遺下了黃金二萬元。
是的，雖然在工業時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隻要人類還是人類，變化總還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會的革命，宿命論，在人事上是沒有這回事的。
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創造者的計算完全失敗。
也擊退了法律，制度，和社會改革政策的創造者，不管所創造的是奧尼達團體制度（Oneida——奧尼達人系指居住紐約奧尼湖附近之美國印第安人——編者，）或美國勞工聯盟，或法官林賽所定的伴侶婚姻制度。
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離婚的慣例理為重要。
那些執行法律，或維護的人們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講到個人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因為個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終目标，并且也因為我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國際關系的進步，都是由許多個人（個人造成國家）的集體行動和集體脾性而産生，所以也完全以個人的脾氣的性格為基矗國家的政治和國家每一時期的進化，其決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為在工業發展的原則之外，一個民族做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比較重要的因素。
盧騷不會預料到法國革命的演變和拿破侖的突然出現，正如馬克思不會預料到他的社會主義原理的實際發展和斯太林的出現一樣。
法國革命的演變和演變決不是由一般所說“自由平等博愛”的口号所決定，而是由于人類天性上的某些特質和法國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質素所決定，馬克思雖有根嚴正的辯證法，可是他對于社會主義革命所将取的途徑之猜測，卻是完全失敗的。
從邏輯上講起來，照他的逆料，這種無産階級革命，應發生于工業文明最發達的地方，和無産工人階級擡頭的地方，——先在英國繼在美國，此外德國或許也有發生的可能。
但是事實卻不然，共産主義卻是在俄國這麼一個農業國，一個無産階級沒有多大力量的國家裡，最先找到了實驗的場所。
這是因為馬克思忘記顧到英國和美國的人的因素，忘記顧到英國人或美國人應付事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說，經濟學上的一切重大的錯誤，全是由于不曾考慮到那個國家中那種不可測度的因素。
英人不信任假說的口号，英國人做事有條不紊慢慢做的習慣。
盎格羅撤克遜民族有着個人自由，自尊，明達，秩序的愛好；這些對于英美各種事态的發展，比之德國辯證學者的全部邏輯更有決定的力量。
所以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