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文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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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若有若無，簡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學的啞謎，更是不屑過問。
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誠以生之未能，遑論及死。
我此次居留紐約，曾有牛津畢業之一位教師質問我，謂最近天文學說推測，經過幾百萬年之後太陽漸減，地球上生物必殲滅無遺，如此豈非使我們益發感到靈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訴他，老實說我個人一點也不着急。
如果地球能不再存在五十萬年，我個人已經十分滿足。
人類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萬年，已經僅夠我們享用，其餘都是形而上學無謂的煩惱。
況且一人的靈魂可以生存五十萬年，尚且不肯幹休，未免夜郎自大。
所以牛津畢業生之焦慮，實足代表日耳曼族心性，猶如個人之置五十萬年外事物于不顧，亦足代表中國人的心性。
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不會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應人教友派（Quakers），因為教友派的道理，純以身體力行為出發點，一切教條虛文，盡行廢除。
如廢洗禮、廢教士制等。
佛教之漸行中國，結果最大的影響，還是宋儒修身的理學。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于明理。
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
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
理率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
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
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即與common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
中庸之道，實即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
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即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
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斷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
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
中庸之道即以明理為發端，所以絕對沒有玄學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個道學以一段神話為基矗（按創世紀第一章記始祖亞當吃蘋果犯罪，以緻人類于萬劫不複，故有耶稣釘十字架贖罪之必要。
假使亞當當日不吃蘋果，人類即不堕落，人類無罪，贖之謂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稣教義基礎，系于一粒蘋果之有無。
保羅神學之論理基礎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于養成通達事理之士人。
凡事以近情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亞極端理論。
羅素曾言：“中國人于美術上力求細膩，生活上，力求近情”“Inarttheyaimatbeingexquiste，andinlifeatbeingreasonab1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
）在英文，所謂dobe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
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忽為已甚”。
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刷容忍，而易趨于妥洽。
妥洽就是中廉，堯訓舜“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禮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話解釋就是這邊聽聽，那邊聽聽，結果打個對折，如此則一切一貫的理論都談不到。
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罕。
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過不烈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隻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罕。
那條伯明罕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
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的雙方好感。
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曆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曆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評以再斯可矣，也正是這個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維，便要想人非非，可見中國人，連用腦都不肯過度。
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說，而以此一說解釋一切事實。
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特琳公主，Froude說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Creightoon偏說全出于色欲的動機。
實則依庸人評判，打個對折，兩種動機都有，大概較符實際。
又如犯人行兇，西方學者，唱遺傳論者，則謂都是先天不是；唱環境論者，又謂一切都是後天不是，在我們庸人的眼光，打個對折，豈非簡簡單單先天後天責任要各負一半？中國學者則小有此種極端的論調。
如Picasso（畢加索）拿Cezanne（塞尚）一句本來有理的話，說一切物體都是三角形、圓錐形、立方體所并成，而把這句話推至極端，創造立體畫一派，在中國人是萬不會有的。
因為這樣推類至盡，便是欠庸見（commonsense）。
因為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
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
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
所以曆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
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
但是總得不到民衆的歡迎。
商鞅變法、蓄
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誠以生之未能，遑論及死。
我此次居留紐約，曾有牛津畢業之一位教師質問我，謂最近天文學說推測，經過幾百萬年之後太陽漸減，地球上生物必殲滅無遺，如此豈非使我們益發感到靈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訴他，老實說我個人一點也不着急。
如果地球能不再存在五十萬年，我個人已經十分滿足。
人類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萬年，已經僅夠我們享用，其餘都是形而上學無謂的煩惱。
況且一人的靈魂可以生存五十萬年，尚且不肯幹休，未免夜郎自大。
所以牛津畢業生之焦慮，實足代表日耳曼族心性，猶如個人之置五十萬年外事物于不顧，亦足代表中國人的心性。
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不會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應人教友派（Quakers），因為教友派的道理，純以身體力行為出發點，一切教條虛文，盡行廢除。
如廢洗禮、廢教士制等。
佛教之漸行中國，結果最大的影響，還是宋儒修身的理學。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于明理。
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
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
理率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
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
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即與common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
中庸之道，實即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
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即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
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斷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
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
中庸之道即以明理為發端，所以絕對沒有玄學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個道學以一段神話為基矗（按創世紀第一章記始祖亞當吃蘋果犯罪，以緻人類于萬劫不複，故有耶稣釘十字架贖罪之必要。
假使亞當當日不吃蘋果，人類即不堕落，人類無罪，贖之謂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稣教義基礎，系于一粒蘋果之有無。
保羅神學之論理基礎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于養成通達事理之士人。
凡事以近情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亞極端理論。
羅素曾言：“中國人于美術上力求細膩，生活上，力求近情”“Inarttheyaimatbeingexquiste，andinlifeatbeingreasonab1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
）在英文，所謂dobe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
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忽為已甚”。
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刷容忍，而易趨于妥洽。
妥洽就是中廉，堯訓舜“允執其中”，
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罕。
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過不烈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隻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罕。
那條伯明罕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
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的雙方好感。
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曆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曆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評以再斯可矣，也正是這個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維，便要想人非非，可見中國人，連用腦都不肯過度。
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說，而以此一說解釋一切事實。
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特琳公主，Froude說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Creightoon偏說全出于色欲的動機。
實則依庸人評判，打個對折，兩種動機都有，大概較符實際。
又如犯人行兇，西方學者，唱遺傳論者，則謂都是先天不是；唱環境論者，又謂一切都是後天不是，在我們庸人的眼光，打個對折，豈非簡簡單單先天後天責任要各負一半？中國學者則小有此種極端的論調。
如Picasso（畢加索）拿Cezanne（塞尚）一句本來有理的話，說一切物體都是三角形、圓錐形、立方體所并成，而把這句話推至極端，創造立體畫一派，在中國人是萬不會有的。
因為這樣推類至盡，便是欠庸見（commonsense）。
因為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
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
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
所以曆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
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
但是總得不到民衆的歡迎。
商鞅變法、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