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邏輯

正确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隻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

    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反他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将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

    婦女具有比較男性為高強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甯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于男子的判斷。

    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性不緻被其個别的小景所惑亂。

    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史曝言”，女性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熟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

    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感性是危險的，曆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性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緻，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iemarch（1872，英小說家喬治·愛略特的作品——編者）裡頭的卡索篷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人人人所能體貼的愛妻的生活。

     此所謂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衡量以理論的與人類的天性兩種原素，這兩種原素，這兩種原素，這兩種原素的混合，以中國人稱之為“情理”。

    情即為人類的天性，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

    從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産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曆史的論題的判斷标準。

     這個特征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的意義中見其一二，亞裡士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理的動物。

    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性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

    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講理的而趨向于邏輯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較為實體論的、較為人情的、并密接于現實而能認識正确的地位的。

     對于西方人，一個問題倘能邏輯地解決，那是夠滿足的了，而中國人則不然。

    縱今一個問題在邏輯上是正确的，還須同時衡之以人情。

    确實，“近乎人情”是較勝于“合乎邏輯”的偉大考量。

    因為一個學理可以根本違反普通感性而卻很合乎邏輯。

    中國人甯願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為，卻不容許近人情的行為，此種情理的精神與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國人生理想上樹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結果産生了“中庸之道”，這是我在下面将要講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