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任性與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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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現在的軍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為人類的最高理想人物了。
我們不要那種任性的、無從捉摸，難于測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紀律的，受統制的，穿制服的，有愛國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組織之下，五六千萬人所結成的一個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種主義，皈依同一種思想，喜歡同一樣的食物。
關于人類的尊嚴我們有一種相反的見解：一種以放浪者為理想，另一種以軍人為理想；前者認為保持其自由和個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後者認為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将私人意見完全受制于統治者和國家，那才是最優越最崇高的人類。
二種見解都可以辯護，前者以常識辯護，後者以邏輯為辯護。
用邏輯去替愛國的自動機式的理想作辯護，是不很困難的，愛國的自動機，是模範公民，可以當做達到另一個外在目标的工具，這就是國家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又是為了另一個目标而存在，這個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國家。
這一切都可用邏輯很容易地證明出來——又簡單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會死心塌地的相信。
歐洲許多“文明的”和”開化的”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抱着這種見解，這實在使人好似難于相信。
理想的公民是那種以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亞首都去，而結果卻是在西班牙登岸的軍人。
這種公民又可分為“甲”“乙”二等。
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統治者所認為較好的公民，這種人曉得了他們是被運到西班牙去時，仍是非常溫順，愉快，自己禱告，或由軍中的牧師代為禱告，感謝上帝派遣他們到槍林彈雨中，去為國犧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開化的人們，那些知道了人被運錯了地方，而心中，覺得憤恨的人們。
在我看來那種内心的憤恨反抗情緒，是人類尊嚴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陰森慘淡圖畫中，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類在未來世界中恢複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麼邏輯，我自然還是擁護放浪者。
我絕對擁護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說并不如此。
我們這種矛盾心理，就是我們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為我們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經變成更優越，更高尚的猴子。
我的自私心，使我願意讓牛有一種溫順而滿足的脾性，在人類命令下，無論是被領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場裡，都能保護同樣曠達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為主人而犧牲。
同時也因為十分寶愛人類，所以我不希望我們自己也變成牛。
等到牛能開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緒，或等到它們現在任性的樣子，現出較不服從的樣子時，我就要把它們稱做有人性的動物了。
我以為一切獨裁制度，都是不對的，這理由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理由。
獨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處，卻不能跟猴子和睦相處。
老實說，我從1920年後，對于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
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或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種進步。
可是現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尤裡波第型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隻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我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
現在我除了将中國人觀念中人類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現出來；把那個中國人理想中的聽天由命，逍遙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現出來之外，我還有什麼更便當的制勝良策呢？西方可也有這麼一個勢均力敵的良策嗎？可也有什麼東西足以證明它的個人自由和公權學說是一種嚴肅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嗎？這種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樣的工人消滅了之後，使思想的擺子擺到另一方向去嗎？我試目待之。
歐洲個人自由的傳統怎麼會消失，擺至在今日為什麼會擺到錯誤的方向去，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這裡有二個原因：第一是由于現代集體經濟運動的結果，第二是由于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機械觀念的遺傳。
在今日的各種集團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方興未艾的時候，人類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棄了他的反抗權利，忘掉了他個人的尊嚴。
當經濟問題和經濟思想占了優勢，遮蔽了其他一切人類思想的時候，我們對于那種較有人性的智識和哲學，尤其是關于個人生活問題的哲學，便完全不加理會，而淡然置之了，這
我們不要那種任性的、無從捉摸，難于測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紀律的，受統制的，穿制服的，有愛國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組織之下，五六千萬人所結成的一個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種主義，皈依同一種思想，喜歡同一樣的食物。
關于人類的尊嚴我們有一種相反的見解：一種以放浪者為理想，另一種以軍人為理想；前者認為保持其自由和個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後者認為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将私人意見完全受制于統治者和國家，那才是最優越最崇高的人類。
二種見解都可以辯護，前者以常識辯護，後者以邏輯為辯護。
用邏輯去替愛國的自動機式的理想作辯護，是不很困難的，愛國的自動機，是模範公民，可以當做達到另一個外在目标的工具，這就是國家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又是為了另一個目标而存在，這個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國家。
這一切都可用邏輯很容易地證明出來——又簡單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會死心塌地的相信。
歐洲許多“文明的”和”開化的”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抱着這種見解，這實在使人好似難于相信。
理想的公民是那種以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亞首都去，而結果卻是在西班牙登岸的軍人。
這種公民又可分為“甲”“乙”二等。
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統治者所認為較好的公民，這種人曉得了他們是被運到西班牙去時，仍是非常溫順，愉快，自己禱告，或由軍中的牧師代為禱告，感謝上帝派遣他們到槍林彈雨中，去為國犧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開化的人們，那些知道了人被運錯了地方，而心中，覺得憤恨的人們。
在我看來那種内心的憤恨反抗情緒，是人類尊嚴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陰森慘淡圖畫中，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類在未來世界中恢複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麼邏輯，我自然還是擁護放浪者。
我絕對擁護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說并不如此。
我們這種矛盾心理，就是我們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為我們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經變成更優越，更高尚的猴子。
我的自私心，使我願意讓牛有一種溫順而滿足的脾性，在人類命令下，無論是被領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場裡，都能保護同樣曠達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為主人而犧牲。
同時也因為十分寶愛人類，所以我不希望我們自己也變成牛。
等到牛能開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緒，或等到它們現在任性的樣子，現出較不服從的樣子時，我就要把它們稱做有人性的動物了。
我以為一切獨裁制度，都是不對的，這理由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理由。
獨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處，卻不能跟猴子和睦相處。
老實說，我從1920年後，對于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
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或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種進步。
可是現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尤裡波第型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隻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我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
現在我除了将中國人觀念中人類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現出來；把那個中國人理想中的聽天由命，逍遙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現出來之外，我還有什麼更便當的制勝良策呢？西方可也有這麼一個勢均力敵的良策嗎？可也有什麼東西足以證明它的個人自由和公權學說是一種嚴肅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嗎？這種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樣的工人消滅了之後，使思想的擺子擺到另一方向去嗎？我試目待之。
歐洲個人自由的傳統怎麼會消失，擺至在今日為什麼會擺到錯誤的方向去，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這裡有二個原因：第一是由于現代集體經濟運動的結果，第二是由于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機械觀念的遺傳。
在今日的各種集團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方興未艾的時候，人類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棄了他的反抗權利，忘掉了他個人的尊嚴。
當經濟問題和經濟思想占了優勢，遮蔽了其他一切人類思想的時候，我們對于那種較有人性的智識和哲學，尤其是關于個人生活問題的哲學，便完全不加理會，而淡然置之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