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文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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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寡恩，而卒車裂身殉。
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饬，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于中國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
萬裡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築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築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
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
所以儒家唱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一直沿用下來，至于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讨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
但是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産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
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鬥狠是不相容。
好講理的人，即不好訴之武力，凡事趨于妥洽，其弊在怯。
中國互相紛争時，每以“不講理”責對方，蓋默認凡受教育之人都應講理。
雖然有時請講理者是為拳頭小之故。
英國公學，學生就有決鬥的習慣，勝者得意，負者以後隻好謙讓一點，俨然承認強權即公理，此中國人所最難了解者。
即決鬥之後，中外亦有不同，西人總是來的幹脆，行其素來徹底主義，中國人卻不然，因為理性過于發達，打敗的軍人，不但不枭首示衆，反由勝者由國帑中支出十萬圓買頭等艙位将敗者放洋遊曆，并給以相當名目。
不是調查衛生，便是考察教育，此為歐西各國所必無的事。
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發達之軍人深知天道好還，世事滄桑，勝者欲留後日合作的地步。
敗者亦自忍辱負重，預做遊曆歸來親善攜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達，若此的心氣和平，固世界絕無而僅有也。
所以少知書識字的中國人，認為凡鋒芒太露，或對敵方“不留餘地”者為欠涵養，謂之不祥。
所以凡爾賽條約，依中國士人的眼光看來便是欠涵養。
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時作惡夢者，正因定凡爾賽條約時沒有中國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也須指出，中國人的講理性，與希臘人之“溫和明達”（sweetnessandlight”）及西方任何民性不同。
中國人之理性，并沒有那麼神化，隻是庸見之崇拜（religionofcommon-sense）而已。
自然曾參之中庸與亞裡斯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異。
但是希臘的思想風格與西歐的思想風格極端相類似，而中國的思想卻與希臘的思想大不相同。
希臘人的思想是邏輯的、分析的、中國人的思想是直覺的、組合的。
庸見之崇拜，與邏輯理論極不相容，其真覺思想，頗與玄性近似。
直覺向來稱為女人的專利，是否因為女性短于理論，不得而知。
女性直覺是否可靠，也是疑問，不然何以還有多數老年的從前貴婦還在蒙地蔔羅賭場上摸摸袋裡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國人思想與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點。
女人善謀自存，中國人亦然。
女人實際主義，中國人亦然。
女人有論人不論事的邏輯，中國人亦然。
比方有一位蟲魚學教授，由女人介紹起來，不是蟲魚學教授，卻是從前我在紐約時死在印度的哈利遜上校的外甥。
同樣的中國的推事頭腦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黃上校或某郭軍長的未決的疑問。
所以遇見法律不幸與黃上校沖突時總是法律吃虧。
女人見法律與她的夫婿沖突時，也是多半叫法律吃虧。
在歐洲各國中，我認為英國與中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
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肯特著的成績，如英國銀行制度、保險制度、郵務制度，某至香槟跑馬的制度。
若愛爾蘭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國人去檢勘票号（countthecourterfoils），就是獎金都送給他，也檢不出來。
至于政治社會上，英國人向來的确是以超逸邏輯，憑恃庸見，隻求實際著名。
相傳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條虹，安然度過。
譬如剜肉醫瘡式補綴集成的英人傑作——英國的憲法——誰也不敢不佩服的，誰都在認了隻是捉襟見肘顧前不顧後的補綴工作，但是實際上，他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國美國較實在的民治。
我們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順便提醒諸位，牛津大學是一種不近情理的湊集組合曆史演變下來的東西，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學府之一。
但是在此地，我們已經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為必有相當的制度組織。
這種的偉大創設才能在幾百年中繼續演化出來。
中國卻缺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
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
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饬，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于中國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
萬裡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築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築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
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
所以儒家唱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讨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一直沿用下來，至于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讨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
但是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産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
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鬥狠是不相容。
好講理的人，即不好訴之武力，凡事趨于妥洽，其弊在怯。
中國互相紛争時，每以“不講理”責對方，蓋默認凡受教育之人都應講理。
雖然有時請講理者是為拳頭小之故。
英國公學，學生就有決鬥的習慣，勝者得意，負者以後隻好謙讓一點，俨然承認強權即公理，此中國人所最難了解者。
即決鬥之後，中外亦有不同，西人總是來的幹脆，行其素來徹底主義，中國人卻不然，因為理性過于發達，打敗的軍人，不但不枭首示衆，反由勝者由國帑中支出十萬圓買頭等艙位将敗者放洋遊曆，并給以相當名目。
不是調查衛生，便是考察教育，此為歐西各國所必無的事。
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發達之軍人深知天道好還，世事滄桑，勝者欲留後日合作的地步。
敗者亦自忍辱負重，預做遊曆歸來親善攜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達，若此的心氣和平，固世界絕無而僅有也。
所以少知書識字的中國人，認為凡鋒芒太露，或對敵方“不留餘地”者為欠涵養，謂之不祥。
所以凡爾賽條約，依中國士人的眼光看來便是欠涵養。
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時作惡夢者，正因定凡爾賽條約時沒有中國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也須指出，中國人的講理性，與希臘人之“溫和明達”（sweetnessandlight”）及西方任何民性不同。
中國人之理性，并沒有那麼神化，隻是庸見之崇拜（religionofcommon-sense）而已。
自然曾參之中庸與亞裡斯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異。
但是希臘的思想風格與西歐的思想風格極端相類似，而中國的思想卻與希臘的思想大不相同。
希臘人的思想是邏輯的、分析的、中國人的思想是直覺的、組合的。
庸見之崇拜，與邏輯理論極不相容，其真覺思想，頗與玄性近似。
直覺向來稱為女人的專利，是否因為女性短于理論，不得而知。
女性直覺是否可靠，也是疑問，不然何以還有多數老年的從前貴婦還在蒙地蔔羅賭場上摸摸袋裡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國人思想與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點。
女人善謀自存，中國人亦然。
女人實際主義，中國人亦然。
女人有論人不論事的邏輯，中國人亦然。
比方有一位蟲魚學教授，由女人介紹起來，不是蟲魚學教授，卻是從前我在紐約時死在印度的哈利遜上校的外甥。
同樣的中國的推事頭腦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黃上校或某郭軍長的未決的疑問。
所以遇見法律不幸與黃上校沖突時總是法律吃虧。
女人見法律與她的夫婿沖突時，也是多半叫法律吃虧。
在歐洲各國中，我認為英國與中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
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肯特著的成績，如英國銀行制度、保險制度、郵務制度，某至香槟跑馬的制度。
若愛爾蘭的大香槟，不用叫中國人去檢勘票号（countthecourterfoils），就是獎金都送給他，也檢不出來。
至于政治社會上，英國人向來的确是以超逸邏輯，憑恃庸見，隻求實際著名。
相傳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條虹，安然度過。
譬如剜肉醫瘡式補綴集成的英人傑作——英國的憲法——誰也不敢不佩服的，誰都在認了隻是捉襟見肘顧前不顧後的補綴工作，但是實際上，他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國美國較實在的民治。
我們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順便提醒諸位，牛津大學是一種不近情理的湊集組合曆史演變下來的東西，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學府之一。
但是在此地，我們已經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為必有相當的制度組織。
這種的偉大創設才能在幾百年中繼續演化出來。
中國卻缺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
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