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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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言，其人固不信外國亦有高深之學藝思想也。
後曾、左與外人接觸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則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難 中國思想不變，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較中外之制度，采取外人之長有所改革。
赫德嘗遞《局外旁觀論》于總署大臣，主張中國矯正虛飾，實事求是，外國有火車、輪船、工織機器、郵局、電報、銀币、軍火、兵法，中國宜早興辦。
關于外交，宜守條約，早日解決争執。
總署置之不理。
會英使館參贊著《新議論略》呈遞總署，主意則中國宜變成法，遣使駐于外國，建築鐵路，敷設電報，開采礦産，操練軍隊等。
總署始以事關重大，奏報朝廷。
太後命疆吏籌議，疆吏類多對外知識幼稚，全以惡意解釋，茲引江西巡撫劉坤一之言，以概其餘。
劉氏立論之根據曰：“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産精華，行教則是變我之人心風俗。
至于輪船、火車斷不能從其請，遣使出國則棄重臣于絕域，令得挾之為質。
”其主張之外交，則以夷攻夷也。
信如此說，則訂約通商，有百害而無一利，實則全為傳統思想所囿，稍有常識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當時則為強有力之意見。
此新事業創辦之困難也。
中國傾向于閉關，而世界交通以輪船、火車、電報之發明與利用，大為便利，閉關不惟不能維持，外交問題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别為三：曰訂約與修約，曰教案，曰商業權利，茲分言之。
訂約與修約 自北京條約成立，小國利用時機，遣使來華通好訂約。
中國于新敗後，有所顧慮，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經驗，對于喪失主權或權利之條款，不知其損失之重大，亦不籌謀補救之方法。
小國使臣多得大國之介紹。
訂約初在天津，後在北京，以大國條約為根據，遇有争執問題，大國公使出而調停。
總署大臣往往讓步，訂成條約。
其先成立者，當推普魯斯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其不同于強國條約，唯使館暫不得設于京中耳。
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葡萄牙諸國條約相繼成立，葡萄牙以強據澳門之故，朝廷不肯批準，餘則不問國之大小，商業之輕重，均享受列強所得之商業權利。
日本訂約較遲，獨不得享受最惠國待遇，日商販運洋貨、土貨，均須交納厘金。
其條約成立，則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國條款之非，且以日本地理相近，多所顧慮。
商業上之不平等待遇，乃為二國交涉問題之一。
總署大臣以為修約問題，造成戰禍，鹹豐八年之中、英《天津條約》載明十年修正，将近修約之期，深以為患。
太後谕疆吏籌議，複奏所論不同，要多牽強附會之辭。
同治七年（一八六七），英使阿禮國提出修約節略，要求免去厘金，多開長江及沿海商埠，内地設棧，輪船得駛行于内河等。
總署謂其關系人民之生計，不願多所讓步。
美使出而助英，亦無所成。
明年，英使聲稱修約，将與他國一同辦理，總署大臣患其合力謀我，請其議商條件，曆久交涉，訂成條約。
中國添開商埠凡二，免去英商之厘金，外船駛行于内河者，待遇同于華人。
所得者唯鴉片輸入之增稅耳。
英商時多販運鴉片，惡其提高稅率，群起反對，政府因而不肯批準條約。
修約暫作罷論。
教案 耶稣教傳入中國三次，均歸于消滅，要與中國之理想不合。
士大夫對于傳教，視為敗壞人心風俗，盡以惡意解釋其慈善事業。
中國男女授受不親，而教堂則男女一同唱歌敬拜上帝，中國慎終追遠，重視祭祀，教士則反對祭祖。
北京條約而後，天主教神父、耶稣教牧師均往内地傳教，或租購産業。
其來華者惟欲教徒之增多，廣為收納，中雜不良分子，往往欺淩鄉裡。
士大夫遂以為凡信教者皆為奸民。
不肖者更捏造蜚語，诋毀教士，士大夫從而信之。
魏源于《海國圖志》稱入教者，吞受丸藥，歸毀祖先神主，并得領銀三次，同教男女共宿一堂，病終，牧師來取目睛，用以煉銀。
夏燮于《中西紀事》亦引用其說，一似真有其事，使在今日，徒供識者一笑而已。
乃在當時竟為強有力之議論，教案遂多。
其較嚴重者，有南昌、貴州及天津教案。
南昌系紳士主持，值逢郡試之期，生童聚衆，毀壞教堂，并拆毀信教者之房屋。
巡撫沈葆桢自負辦理不善之咎，不許緝捕暴徒，報至京師，曆久磋商，出銀二萬兩，并給與九江城外空地一方，始得完案。
貴州則提督田興恕打毀教堂，傷死教徒，法使疊次抗議，并遣艦隊駛入長江示威，久始解決。
他如四川、江蘇、湖南等地，亦有教案，類多出款結案。
所可怪者，地方官負有維持治安之責任，生童俗所謂讀書明理之人，乃一不能彈壓暴民，一反煽惑滋事
後曾、左與外人接觸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則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難 中國思想不變，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較中外之制度，采取外人之長有所改革。
赫德嘗遞《局外旁觀論》于總署大臣，主張中國矯正虛飾，實事求是，外國有火車、輪船、工織機器、郵局、電報、銀币、軍火、兵法，中國宜早興辦。
關于外交，宜守條約，早日解決争執。
總署置之不理。
會英使館參贊著《新議論略》呈遞總署，主意則中國宜變成法，遣使駐于外國，建築鐵路，敷設電報，開采礦産，操練軍隊等。
總署始以事關重大，奏報朝廷。
太後命疆吏籌議，疆吏類多對外知識幼稚，全以惡意解釋，茲引江西巡撫劉坤一之言，以概其餘。
劉氏立論之根據曰：“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産精華，行教則是變我之人心風俗。
至于輪船、火車斷不能從其請，遣使出國則棄重臣于絕域，令得挾之為質。
”其主張之外交，則以夷攻夷也。
信如此說，則訂約通商，有百害而無一利，實則全為傳統思想所囿，稍有常識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當時則為強有力之意見。
此新事業創辦之困難也。
中國傾向于閉關，而世界交通以輪船、火車、電報之發明與利用，大為便利，閉關不惟不能維持，外交問題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别為三：曰訂約與修約，曰教案，曰商業權利，茲分言之。
訂約與修約 自北京條約成立，小國利用時機，遣使來華通好訂約。
中國于新敗後，有所顧慮，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經驗，對于喪失主權或權利之條款，不知其損失之重大，亦不籌謀補救之方法。
小國使臣多得大國之介紹。
訂約初在天津，後在北京，以大國條約為根據，遇有争執問題，大國公使出而調停。
總署大臣往往讓步，訂成條約。
其先成立者，當推普魯斯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其不同于強國條約，唯使館暫不得設于京中耳。
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葡萄牙諸國條約相繼成立，葡萄牙以強據澳門之故，朝廷不肯批準，餘則不問國之大小，商業之輕重，均享受列強所得之商業權利。
日本訂約較遲，獨不得享受最惠國待遇，日商販運洋貨、土貨，均須交納厘金。
其條約成立，則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國條款之非，且以日本地理相近，多所顧慮。
商業上之不平等待遇，乃為二國交涉問題之一。
總署大臣以為修約問題，造成戰禍，鹹豐八年之中、英《天津條約》載明十年修正，将近修約之期，深以為患。
太後谕疆吏籌議，複奏所論不同，要多牽強附會之辭。
同治七年（一八六七），英使阿禮國提出修約節略，要求免去厘金，多開長江及沿海商埠，内地設棧，輪船得駛行于内河等。
總署謂其關系人民之生計，不願多所讓步。
美使出而助英，亦無所成。
明年，英使聲稱修約，将與他國一同辦理，總署大臣患其合力謀我，請其議商條件，曆久交涉，訂成條約。
中國添開商埠凡二，免去英商之厘金，外船駛行于内河者，待遇同于華人。
所得者唯鴉片輸入之增稅耳。
英商時多販運鴉片，惡其提高稅率，群起反對，政府因而不肯批準條約。
修約暫作罷論。
教案 耶稣教傳入中國三次，均歸于消滅，要與中國之理想不合。
士大夫對于傳教，視為敗壞人心風俗，盡以惡意解釋其慈善事業。
中國男女授受不親，而教堂則男女一同唱歌敬拜上帝，中國慎終追遠，重視祭祀，教士則反對祭祖。
北京條約而後，天主教神父、耶稣教牧師均往内地傳教，或租購産業。
其來華者惟欲教徒之增多，廣為收納，中雜不良分子，往往欺淩鄉裡。
士大夫遂以為凡信教者皆為奸民。
不肖者更捏造蜚語，诋毀教士，士大夫從而信之。
魏源于《海國圖志》稱入教者，吞受丸藥，歸毀祖先神主，并得領銀三次，同教男女共宿一堂，病終，牧師來取目睛，用以煉銀。
夏燮于《中西紀事》亦引用其說，一似真有其事，使在今日，徒供識者一笑而已。
乃在當時竟為強有力之議論，教案遂多。
其較嚴重者，有南昌、貴州及天津教案。
南昌系紳士主持，值逢郡試之期，生童聚衆，毀壞教堂，并拆毀信教者之房屋。
巡撫沈葆桢自負辦理不善之咎，不許緝捕暴徒，報至京師，曆久磋商，出銀二萬兩，并給與九江城外空地一方，始得完案。
貴州則提督田興恕打毀教堂，傷死教徒，法使疊次抗議，并遣艦隊駛入長江示威，久始解決。
他如四川、江蘇、湖南等地，亦有教案，類多出款結案。
所可怪者，地方官負有維持治安之責任，生童俗所謂讀書明理之人，乃一不能彈壓暴民，一反煽惑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