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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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聞而不安，工程營兵倡議發難，十九日（十月十日），午後九時戕殺營官，攻據軍械局，自城外攻入武昌。
瑞澄驚懼出逃，新軍主将張彪亦走，城中無主，新軍加入革命軍，遂據武昌。
今觀武昌舉兵之始末，初無一定之計劃，發難乃為自救，其能成功者，則因瑞澄出逃也。
善如孫文之言曰：“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
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
其尚留武昌者隻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
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
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
”新軍既據武昌，号稱革命軍，尚無領袖，擁協統黎元洪都督。
黎氏初學海軍，中、日戰後，改習陸軍，擢至協統，至是為兵士擁戴，谘議局長湯化龍，亦被舉而管民事。
響應區域之廣大 革命軍渡江，未遇抵抗，先後占領漢陽、漢口，聲勢大振。
清廷聞報，诏陸軍大臣蔭昌統軍南下，并調艦隊助戰。
北軍遲遲不來。
革命軍召募新兵，充實戰鬥力，擊敗河南來攻之少數軍隊，距起義時七日矣。
此役也，雖非激戰，亦未死傷多人，而影響至為重要，蓋革命黨之活動，如舉兵暗殺，久已使官吏驚惶失措。
其人囿于見聞，遭遇新時代之事變，往往無法應付，武昌舉兵，清兵戰不能勝，更足以增加其惶恐，而贊成革命者，膽氣益壯，易于響應也。
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湖南長沙、陝西西安均告獨立，明日，九江獨立，八日，山西獨立，明日，雲南獨立，皖北亦有獨立者。
其他次第獨立之省，有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等省。
響應革命之人物 各省響應革命，初無預定之計劃，其主持獨立者各自為政，不相統率，其人或為秘密會黨之領袖，或為同盟會員，或為清廷任用之官吏與将士，于此期内，新軍将士最占重要地位。
武昌革命全為新軍之力，已見于上，他如山西、陝西、九江等地，亦多由其主持。
蓋其軍官曾受教育，傾向于革命，且驅逐長官之後，即可升至都督。
疆吏宣布獨立，大都迫于環境，有先獨立而後取消者，山東則其明例。
同盟會員集中于武漢、上海，黃興應召赴鄂，統率革命軍與北軍激戰，陳其美無兵無饷，竟能取得上海。
秘密會社乘機起兵者，湖南、貴州皆有明顯之例。
顧其領袖未脫舊日之思想，終不能安于位。
人心之傾向 士大夫深信中國欲達富強之目的，非政治上有重要之改革，不能成功，而清廷遲遲立憲，重用親貴大臣，不能餍其所望。
凡留心國事者，莫不明了外國富強，遠過于中國，對于清廷亦極失望。
革命乃應時而生，既為舉國一緻之運動，且有無窮之希望，青年勇敢之士，莫不興奮欲有所為。
革命口号嘗有意外之效力，凡宣布獨立之各省，或舉兵之城邑，多無戰事，其易有如反掌，事例之多，不勝枚舉。
茲言一例，以便有所證明。
南昌新軍獨立，推協統吳介璋為都督，就職之後，境内尚安，有教官名彭程萬者，捏造函件投遞軍政府，謂孫文、黃興開會，公舉彭程萬為都督，并遣敢死隊入城。
城中為之不安，忽有一人，自稱孫文代表，至軍政府宣讀彭程萬委任狀，吳介璋竟辭職去，彭程萬遂為都督。
事之經過，自今觀之，直為兒戲，而在當時足以更換都督，此可見革命宣傳之力矣。
清廷之讓步 清廷應付革命軍之方略，用兵讨伐，命蔭昌督師，忽又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一地二帥，可見監國驚慌無主之情狀。
袁氏成立北洋軍隊，負有能名，至是，鑒于前事，托病力辭，而朝廷再三催促，袁尚遲遲其行。
會湖南、陝西響應革命，載沣授袁欽差大臣，節制各軍。
其時北軍援至，會同海軍，戰敗漢口下流劉家廟之守兵。
革命軍退守漢口，利用民房，狙擊北軍，北軍縱火攻下漢口，蔭昌指揮之力也，而朝廷将其召回。
時值咨政院開會，通過議案，奏請罷免親貴大臣，即開國會，人民代表協議憲法，赦免政治犯。
載沣方在考慮之中，而山西兵變，人心惶恐，乃下罪己之诏，誓與軍民維新，實行憲政，不咎既往。
顧革命軍之勢力日益張旺，問題将決定于兵力，人心趨向絕非一紙诏書所能挽回。
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且屯兵灤州，要求立憲矣。
第五鎮統制吳祿貞亦于石家莊自由行動，扣留南運軍火。
責任内閣之成立 于此情狀之下，京中人心驚惶，不可終日。
咨政院草成憲法十九條，采用英制，政權歸于國會及内閣總理，載沣即命謄黃宣布，并宣誓太廟，以示遵守。
朝廷又許奕劻辭職，诏命袁世凱為内閣總理大臣。
咨政院依據憲法，選袁為總理。
清廷重行任命，對于張紹曾則傳谕嘉獎，改授吳祿貞為山西巡撫，會吳為人所殺，張亦不見容于部下，于是北洋軍隊全聽袁世凱指揮。
袁氏奉旨入京組閣，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内閣成立，閣員多為知名之士，中有不肯就職者，實際上袁握政權，閣員多其親信，且言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值，内外奏疏宜先送至内閣，由其代遞，召見官員及奏事處傳旨，均應廢止，免與憲法沖突。
清廷許而從之，親貴大臣
瑞澄驚懼出逃，新軍主将張彪亦走，城中無主，新軍加入革命軍，遂據武昌。
今觀武昌舉兵之始末，初無一定之計劃，發難乃為自救，其能成功者，則因瑞澄出逃也。
善如孫文之言曰：“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
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
其尚留武昌者隻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
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
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
”新軍既據武昌，号稱革命軍，尚無領袖，擁協統黎元洪都督。
黎氏初學海軍，中、日戰後，改習陸軍，擢至協統，至是為兵士擁戴，谘議局長湯化龍，亦被舉而管民事。
響應區域之廣大 革命軍渡江，未遇抵抗，先後占領漢陽、漢口，聲勢大振。
清廷聞報，诏陸軍大臣蔭昌統軍南下，并調艦隊助戰。
北軍遲遲不來。
革命軍召募新兵，充實戰鬥力，擊敗河南來攻之少數軍隊，距起義時七日矣。
此役也，雖非激戰，亦未死傷多人，而影響至為重要，蓋革命黨之活動，如舉兵暗殺，久已使官吏驚惶失措。
其人囿于見聞，遭遇新時代之事變，往往無法應付，武昌舉兵，清兵戰不能勝，更足以增加其惶恐，而贊成革命者，膽氣益壯，易于響應也。
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湖南長沙、陝西西安均告獨立，明日，九江獨立，八日，山西獨立，明日，雲南獨立，皖北亦有獨立者。
其他次第獨立之省，有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等省。
響應革命之人物 各省響應革命，初無預定之計劃，其主持獨立者各自為政，不相統率，其人或為秘密會黨之領袖，或為同盟會員，或為清廷任用之官吏與将士，于此期内，新軍将士最占重要地位。
武昌革命全為新軍之力，已見于上，他如山西、陝西、九江等地，亦多由其主持。
蓋其軍官曾受教育，傾向于革命，且驅逐長官之後，即可升至都督。
疆吏宣布獨立，大都迫于環境，有先獨立而後取消者，山東則其明例。
同盟會員集中于武漢、上海，黃興應召赴鄂，統率革命軍與北軍激戰，陳其美無兵無饷，竟能取得上海。
秘密會社乘機起兵者，湖南、貴州皆有明顯之例。
顧其領袖未脫舊日之思想，終不能安于位。
人心之傾向 士大夫深信中國欲達富強之目的，非政治上有重要之改革，不能成功，而清廷遲遲立憲，重用親貴大臣，不能餍其所望。
凡留心國事者，莫不明了外國富強，遠過于中國，對于清廷亦極失望。
革命乃應時而生，既為舉國一緻之運動，且有無窮之希望，青年勇敢之士，莫不興奮欲有所為。
革命口号嘗有意外之效力，凡宣布獨立之各省，或舉兵之城邑，多無戰事，其易有如反掌，事例之多，不勝枚舉。
茲言一例，以便有所證明。
南昌新軍獨立，推協統吳介璋為都督，就職之後，境内尚安，有教官名彭程萬者，捏造函件投遞軍政府，謂孫文、黃興開會，公舉彭程萬為都督，并遣敢死隊入城。
城中為之不安，忽有一人，自稱孫文代表，至軍政府宣讀彭程萬委任狀，吳介璋竟辭職去，彭程萬遂為都督。
事之經過，自今觀之，直為兒戲，而在當時足以更換都督，此可見革命宣傳之力矣。
清廷之讓步 清廷應付革命軍之方略，用兵讨伐，命蔭昌督師，忽又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一地二帥，可見監國驚慌無主之情狀。
袁氏成立北洋軍隊，負有能名，至是，鑒于前事，托病力辭，而朝廷再三催促，袁尚遲遲其行。
會湖南、陝西響應革命，載沣授袁欽差大臣，節制各軍。
其時北軍援至，會同海軍，戰敗漢口下流劉家廟之守兵。
革命軍退守漢口，利用民房，狙擊北軍，北軍縱火攻下漢口，蔭昌指揮之力也，而朝廷将其召回。
時值咨政院開會，通過議案，奏請罷免親貴大臣，即開國會，人民代表協議憲法，赦免政治犯。
載沣方在考慮之中，而山西兵變，人心惶恐，乃下罪己之诏，誓與軍民維新，實行憲政，不咎既往。
顧革命軍之勢力日益張旺，問題将決定于兵力，人心趨向絕非一紙诏書所能挽回。
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且屯兵灤州，要求立憲矣。
第五鎮統制吳祿貞亦于石家莊自由行動，扣留南運軍火。
責任内閣之成立 于此情狀之下，京中人心驚惶，不可終日。
咨政院草成憲法十九條，采用英制，政權歸于國會及内閣總理，載沣即命謄黃宣布，并宣誓太廟，以示遵守。
朝廷又許奕劻辭職，诏命袁世凱為内閣總理大臣。
咨政院依據憲法，選袁為總理。
清廷重行任命，對于張紹曾則傳谕嘉獎，改授吳祿貞為山西巡撫，會吳為人所殺，張亦不見容于部下，于是北洋軍隊全聽袁世凱指揮。
袁氏奉旨入京組閣，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内閣成立，閣員多為知名之士，中有不肯就職者，實際上袁握政權，閣員多其親信，且言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值，内外奏疏宜先送至内閣，由其代遞，召見官員及奏事處傳旨，均應廢止，免與憲法沖突。
清廷許而從之，親貴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