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亂之平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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撚匪之大起 撚匪之名，起于清中葉，仁宗（嘉慶）、宣宗皆嘗下诏嚴禁，然終未絕。
其人多在河南、安徽貧瘠之區域，蓋生計困難，铤而走險，乃三五成群，擄人勒贖，為害于鄉裡也。
及太平軍攻陷南京，安徽沿江一帶為兩軍戰守之地，内地城邑防兵空虛，官吏無法維持治安。
于是淮水一帶，撚匪大起，良民不得安居，畏之甚于畏官。
其人原為地方之無賴，熟悉本地情狀，所謂聚則為匪，散則為良。
官兵固不能久住一地，而予良民切實保護，況時有戰争，官吏無如之何耶？撚匪初肆搶劫，并無禍患，不肖者為利所動，人數增多，忠厚者非通匪亦無以自存。
地方人士初為防匪之計，創辦團練，團丁仍多無賴，甚者與匪相通。
練總漸而擴張勢力，雄霸一方，苗沛霖則為明證。
苗氏為壽州練總，受天王封爵，又縛送陳玉成于清軍，後更攻擊清軍，兵敗而死，于此情狀之下，安徽淮河兩岸之地，幾成匪窟，轉而掠于鄰省，重載而回，糧盡再出，有如貿易。
應付之策略 撚匪初為小股土匪，頭目繁夥，其最著名者，當為張樂行、李兆受等。
頭目各據一方，不相統屬。
太平天國為牽制清軍之計，封以高爵，撚衆故亦留發不剃，清廷派員督兵讨之，未有若何明顯之效果，改用招撫之策略，苗沛霖授官，李兆受歸降，皆其例也。
顧清軍之力不能勝之，降衆心無所懼，仍可複叛，且當戰事方急之際，官軍饷銀已無着落，更何能另籌巨款，安置降人，或發給軍饷？降撚照舊打糧勒索，問題仍極嚴重。
鹹豐十年（一八六○），三國北京條約成立。
僧格林沁奉命移兵剿撚，初于山東作戰，乘勝進至皖北。
僧王所部，中多騎兵，且有重炮，作戰頗有斬殺，次第剿平張樂行、苗沛霖，盡殺匪窟附近之居民，其逃亡者唯有死戰而已。
清軍又不帶糧，轉而搶于民間，作惡之甚過于撚衆，人民有迫而從賊者，僧格林沁剿撚數年，故未将其平定。
撚匪之平定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南京城陷，太平餘黨之在北方者，投入撚匪。
撚首張樂行死後，其侄張總愚管領其衆。
初剿撚清軍，有黑龍江騎兵，主将不善統率，良馬反為撚衆所得，遂成流寇。
僧格林沁亦以騎兵追剿，其用兵也，以尾追為策略，騎兵、步兵不相接應，甚者相隔數日程。
明年僧格林沁遇伏，為撚所圍，兵敗而死，騎兵投入撚中者益多。
朝廷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曾氏調淮軍北上，兼召湘軍舊部助戰，駐于徐州，設鎮謀困撚匪，終不可得。
撚匪萬騎奔馳，擾于河南、湖北、山東，官軍人少防多，未有大功。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撚匪大敗于山東巨野，分竄為二，犯曹州者曰東撚，以賴文光任柱為領袖，其竄往河南者曰西撚，仍以張總愚為魁。
曾國藩督師無功，憂讒畏譏，稱病辭職。
朝命李鴻章代之，東撚疊為官軍所敗，餘衆無幾。
明年冬，賴文光被捕，東撚遂平。
西撚忽自陝西竄入山西，東犯直隸，朝命恭親王奕督師，諸帥先後入援，于是讨撚之兵有禁軍、淮軍、及左宗棠所部湘軍。
撚匪南至山東，敗而困于黃河北岸，朝旨赦免逆衆，餘衆歸降，張總愚自殺，西撚亦平。
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夏也。
苗亂 太平天國及撚匪之主要戰争，多在長江、黃河流域，邊省叛亂者，尚有苗人、回人，茲分言之。
苗人居于西南僻遠林深之山地，尤以貴州為多。
清初苗人叛服不常，世宗（雍正）改廢世襲之土司，收管其地，設置州縣，派官治之，苗人不服者，用兵剿殺。
官吏不善治理苗民，榨取壓迫，無所不用其極。
漢民亦借端欺之，甚者奪其田地。
苗人時思複仇，鹹豐五年（一八五五），遂舉兵叛，攻城戕官，殺害漢人。
苗人知識淺陋，起兵各寨，不相連結，亦無領袖足以指揮，幸其初尚不肯遠去其巢，飽掠即歸。
時當内亂正亟之際，貴州協饷多未解交，官軍戰不能勝，亂區蔓延日廣。
巡撫蔣霨遠稱貴州東部一隅，匪衆不下二三十萬，其言或不免于浮誇，要足以見此為民變，異于普通叛亂也。
苗亂之平定 貴州貧瘠，原賴他省協饷，地又偏僻，不為朝廷所重視。
亂起之後，全省均在紛擾混亂之中，唯省會貴陽未陷。
石達開所部亦嘗入境，滋擾慘殺之結果，農民或死或逃，田地荒蕪。
苗人無所掠食，侵入廣西、湖南、雲南，官軍剿之，即逃歸山寨，或四散伏匿，待兵過後，搶掠如故。
及太平天國平定，穆宗（同治）诏四川、湖南遣兵入黔赴援，川兵戰不能勝，乃用湘軍，由提督席寶田統率。
朝廷應付之政策，則始終主張“仍當将各處著名逆匪殲除淨盡，方能剿撫兼施。
”席寶田作戰之策略，步步為營，一地肅清之後，方始前攻。
其時太平天國已亡，撚匪亦定。
江蘇、湖南奉旨協助軍饷，軍中且有槍炮，自非苗人之所能敵。
湘軍次
其人多在河南、安徽貧瘠之區域，蓋生計困難，铤而走險，乃三五成群，擄人勒贖，為害于鄉裡也。
及太平軍攻陷南京，安徽沿江一帶為兩軍戰守之地，内地城邑防兵空虛，官吏無法維持治安。
于是淮水一帶，撚匪大起，良民不得安居，畏之甚于畏官。
其人原為地方之無賴，熟悉本地情狀，所謂聚則為匪，散則為良。
官兵固不能久住一地，而予良民切實保護，況時有戰争，官吏無如之何耶？撚匪初肆搶劫，并無禍患，不肖者為利所動，人數增多，忠厚者非通匪亦無以自存。
地方人士初為防匪之計，創辦團練，團丁仍多無賴，甚者與匪相通。
練總漸而擴張勢力，雄霸一方，苗沛霖則為明證。
苗氏為壽州練總，受天王封爵，又縛送陳玉成于清軍，後更攻擊清軍，兵敗而死，于此情狀之下，安徽淮河兩岸之地，幾成匪窟，轉而掠于鄰省，重載而回，糧盡再出，有如貿易。
應付之策略 撚匪初為小股土匪，頭目繁夥，其最著名者，當為張樂行、李兆受等。
頭目各據一方，不相統屬。
太平天國為牽制清軍之計，封以高爵，撚衆故亦留發不剃，清廷派員督兵讨之，未有若何明顯之效果，改用招撫之策略，苗沛霖授官，李兆受歸降，皆其例也。
顧清軍之力不能勝之，降衆心無所懼，仍可複叛，且當戰事方急之際，官軍饷銀已無着落，更何能另籌巨款，安置降人，或發給軍饷？降撚照舊打糧勒索，問題仍極嚴重。
鹹豐十年（一八六○），三國北京條約成立。
僧格林沁奉命移兵剿撚，初于山東作戰，乘勝進至皖北。
僧王所部，中多騎兵，且有重炮，作戰頗有斬殺，次第剿平張樂行、苗沛霖，盡殺匪窟附近之居民，其逃亡者唯有死戰而已。
清軍又不帶糧，轉而搶于民間，作惡之甚過于撚衆，人民有迫而從賊者，僧格林沁剿撚數年，故未将其平定。
撚匪之平定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南京城陷，太平餘黨之在北方者，投入撚匪。
撚首張樂行死後，其侄張總愚管領其衆。
初剿撚清軍，有黑龍江騎兵，主将不善統率，良馬反為撚衆所得，遂成流寇。
僧格林沁亦以騎兵追剿，其用兵也，以尾追為策略，騎兵、步兵不相接應，甚者相隔數日程。
明年僧格林沁遇伏，為撚所圍，兵敗而死，騎兵投入撚中者益多。
朝廷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曾氏調淮軍北上，兼召湘軍舊部助戰，駐于徐州，設鎮謀困撚匪，終不可得。
撚匪萬騎奔馳，擾于河南、湖北、山東，官軍人少防多，未有大功。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撚匪大敗于山東巨野，分竄為二，犯曹州者曰東撚，以賴文光任柱為領袖，其竄往河南者曰西撚，仍以張總愚為魁。
曾國藩督師無功，憂讒畏譏，稱病辭職。
朝命李鴻章代之，東撚疊為官軍所敗，餘衆無幾。
明年冬，賴文光被捕，東撚遂平。
西撚忽自陝西竄入山西，東犯直隸，朝命恭親王奕督師，諸帥先後入援，于是讨撚之兵有禁軍、淮軍、及左宗棠所部湘軍。
撚匪南至山東，敗而困于黃河北岸，朝旨赦免逆衆，餘衆歸降，張總愚自殺，西撚亦平。
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夏也。
苗亂 太平天國及撚匪之主要戰争，多在長江、黃河流域，邊省叛亂者，尚有苗人、回人，茲分言之。
苗人居于西南僻遠林深之山地，尤以貴州為多。
清初苗人叛服不常，世宗（雍正）改廢世襲之土司，收管其地，設置州縣，派官治之，苗人不服者，用兵剿殺。
官吏不善治理苗民，榨取壓迫，無所不用其極。
漢民亦借端欺之，甚者奪其田地。
苗人時思複仇，鹹豐五年（一八五五），遂舉兵叛，攻城戕官，殺害漢人。
苗人知識淺陋，起兵各寨，不相連結，亦無領袖足以指揮，幸其初尚不肯遠去其巢，飽掠即歸。
時當内亂正亟之際，貴州協饷多未解交，官軍戰不能勝，亂區蔓延日廣。
巡撫蔣霨遠稱貴州東部一隅，匪衆不下二三十萬，其言或不免于浮誇，要足以見此為民變，異于普通叛亂也。
苗亂之平定 貴州貧瘠，原賴他省協饷，地又偏僻，不為朝廷所重視。
亂起之後，全省均在紛擾混亂之中，唯省會貴陽未陷。
石達開所部亦嘗入境，滋擾慘殺之結果，農民或死或逃，田地荒蕪。
苗人無所掠食，侵入廣西、湖南、雲南，官軍剿之，即逃歸山寨，或四散伏匿，待兵過後，搶掠如故。
及太平天國平定，穆宗（同治）诏四川、湖南遣兵入黔赴援，川兵戰不能勝，乃用湘軍，由提督席寶田統率。
朝廷應付之政策，則始終主張“仍當将各處著名逆匪殲除淨盡，方能剿撫兼施。
”席寶田作戰之策略，步步為營，一地肅清之後，方始前攻。
其時太平天國已亡，撚匪亦定。
江蘇、湖南奉旨協助軍饷，軍中且有槍炮，自非苗人之所能敵。
湘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