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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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腐敗及士大夫之無識，均于此畢見矣。
其幾引起重大事變者，當為天津教案。
初法國神父于天津建築教堂，名曰仁慈堂，出錢收養嬰兒。
同治九年（一八七○）春，天津屢有兒童失蹤。
時人多信外國之富，由于用睛練銀，魏源于《海國圖志》稱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斤，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津人疑失嬰為外人所為。
會仁慈堂兒童傳染疫疾，死者頗多，津人益疑，值捕得拐犯，供稱與堂中仆役有關。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會同法領前往調查，所得結論，外間傳說全無根據，而暴民不信，竟圍教堂。
法領怒而于崇厚前鳴槍，出而于教堂附近槍擊府官。
暴民因毆殺之，毀壞教堂，殺害教士等五十餘名，并劫其他教士住宅，駐京公使共同抗議。
太後饬曾國藩赴津查辦。
曾國藩抵津，言者不一，朝臣不知案之始末，竟言備戰，太後且信仁慈堂有人心人眼，而曾國藩奏稱并無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屬謠傳，士大夫聞而譏之。
曾亦不肯查拿正兇，法代辦提出要求多端，如府縣官抵命。
曾則除懲兇賠償損失而外，概不之許，形勢趨于嚴重。
朝命大員赴津會辦，仍無進步，太後谕李鴻章将兵入直，曾國藩調兵防守要害，并令沿江沿海之督撫嚴行戒備。
法則以軍艦示威，戰禍将起。
李鴻章奉旨為直督，給與教堂銀四十六萬兩，崇厚赴法道歉，府縣官發往黑龍江效力，捕殺兇犯。
醇親王奕視為讓步太甚，憤而辭職。
總署大臣監于往事，訂成管理教士章程，其主意則教士顧及中國之習俗，不得侵犯官吏之權；對于奉教者，必先查明來曆身家也。
各國公使意見不一，未有成功。
士大夫思想一無改變，教案仍為外交上問題之一。
商業權利 列強與中國訂成條約，多謀促進商業。
同治末年，歐、亞益便，其明顯之證，則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蘇彜士運河開通，駛行歐、亞之船隻不再繞道非洲好望角，路程減少。
同治十年，上海、倫敦間海線完成，商情報告，由是大便。
外商于吾國享受之權利，超過于任何先進國家給與外商之權利，就本國商人而言，亦遠不及其待遇之優厚。
其造成之原因，一則政治哲學輕視商業，朝臣疆吏多不明了經濟原理，不知适當應付新環境之方法。
一則本國商人資本短少，類多未受良好之教育，又無類似商會之組織，維持或保護其利益。
一則外國科學發達，輪船駛行于吾國商埠，國内唯有帆船駛行，何能與之競争？外船遂處于優利地位。
外商享受之特殊權利凡三： （一）沿海及内河貿易 外船行駛于一國海岸，凡至一港，例須納稅一次。
南京條約開放五口，未有若何規定，善後約章亦未載明。
中、美望廈條約始許外船納一次稅後，駛行其他口岸，無須納稅。
此乃本國船隻享受之權利，竟許外人共之。
及長江開放三口，外船行駛江内各口，亦得享受同等之權利。
軍艦以保護僑民為名，因得自由行駛于内河。
（二）領事裁判權 外商處于被告地位，無論個人或其财産，均不受中國法律之拘束，法官之審判。
凡本國商人所納之捐稅，可得拒絕不付；且重要或商業發達之商港，列強多有租界，界内成一特别區域，非中國官員所能管轄或能幹預，其在吾國誠所謂有權利而無義務也。
（三）子口半稅 征收商貨稅之機關，主要者有江海關、常關及厘金局。
本國商人無論販運國貨、洋貨，凡遇關局均須納稅，路程遠者稅金或超過物價。
外商根據條約，納百分之五正稅及百分之二·五子口半稅而已。
子口半稅為厘金之代替稅，凡外商販運洋貨及國内土産，納此稅者免去其他捐稅。
本國商人販運者，仍舊照納，乃不能與外商競争，誠工商業之自殺政策也。
海關之改組 于此情狀之下，國人全為傳統思想所束縛，既未覺悟，亦不知應付方法，乃受支配于環境，随世事為轉移。
其倒行逆施不足以為人患，徒自損失，而久處于衰弱之情狀，增加人民之痛苦，備受強國之欺侮。
己不如人，既不振作，又不模仿，古所謂絕物也。
士大夫之居高位者，多屬于此，誤國之罪大矣。
失望期内，其較有成績者，當為海關。
海關雇用外人，授以大權，始于鹹豐四年（一八五四），上海小刀會作亂，無法征稅，道台迫而商于領事，雇用外人，改組海關也。
其試驗之結果，外人認為滿意，《天津條約》承認推行此制于他口，各地江海關先後改組，革去弊端，成績昭著。
總署先命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後命赫德充任。
赫德深為總署大臣所信，頗有建設，顧亦迫于環境，非自動改革也。
其幾引起重大事變者，當為天津教案。
初法國神父于天津建築教堂，名曰仁慈堂，出錢收養嬰兒。
同治九年（一八七○）春，天津屢有兒童失蹤。
時人多信外國之富，由于用睛練銀，魏源于《海國圖志》稱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斤，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津人疑失嬰為外人所為。
會仁慈堂兒童傳染疫疾，死者頗多，津人益疑，值捕得拐犯，供稱與堂中仆役有關。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會同法領前往調查，所得結論，外間傳說全無根據，而暴民不信，竟圍教堂。
法領怒而于崇厚前鳴槍，出而于教堂附近槍擊府官。
暴民因毆殺之，毀壞教堂，殺害教士等五十餘名，并劫其他教士住宅，駐京公使共同抗議。
太後饬曾國藩赴津查辦。
曾國藩抵津，言者不一，朝臣不知案之始末，竟言備戰，太後且信仁慈堂有人心人眼，而曾國藩奏稱并無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屬謠傳，士大夫聞而譏之。
曾亦不肯查拿正兇，法代辦提出要求多端，如府縣官抵命。
曾則除懲兇賠償損失而外，概不之許，形勢趨于嚴重。
朝命大員赴津會辦，仍無進步，太後谕李鴻章将兵入直，曾國藩調兵防守要害，并令沿江沿海之督撫嚴行戒備。
法則以軍艦示威，戰禍将起。
李鴻章奉旨為直督，給與教堂銀四十六萬兩，崇厚赴法道歉，府縣官發往黑龍江效力，捕殺兇犯。
醇親王奕視為讓步太甚，憤而辭職。
總署大臣監于往事，訂成管理教士章程，其主意則教士顧及中國之習俗，不得侵犯官吏之權；對于奉教者，必先查明來曆身家也。
各國公使意見不一，未有成功。
士大夫思想一無改變，教案仍為外交上問題之一。
商業權利 列強與中國訂成條約，多謀促進商業。
同治末年，歐、亞益便，其明顯之證，則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蘇彜士運河開通，駛行歐、亞之船隻不再繞道非洲好望角，路程減少。
同治十年，上海、倫敦間海線完成，商情報告，由是大便。
外商于吾國享受之權利，超過于任何先進國家給與外商之權利，就本國商人而言，亦遠不及其待遇之優厚。
其造成之原因，一則政治哲學輕視商業，朝臣疆吏多不明了經濟原理，不知适當應付新環境之方法。
一則本國商人資本短少，類多未受良好之教育，又無類似商會之組織，維持或保護其利益。
一則外國科學發達，輪船駛行于吾國商埠，國内唯有帆船駛行，何能與之競争？外船遂處于優利地位。
外商享受之特殊權利凡三： （一）沿海及内河貿易 外船行駛于一國海岸，凡至一港，例須納稅一次。
南京條約開放五口，未有若何規定，善後約章亦未載明。
中、美望廈條約始許外船納一次稅後，駛行其他口岸，無須納稅。
此乃本國船隻享受之權利，竟許外人共之。
及長江開放三口，外船行駛江内各口，亦得享受同等之權利。
軍艦以保護僑民為名，因得自由行駛于内河。
（二）領事裁判權 外商處于被告地位，無論個人或其财産，均不受中國法律之拘束，法官之審判。
凡本國商人所納之捐稅，可得拒絕不付；且重要或商業發達之商港，列強多有租界，界内成一特别區域，非中國官員所能管轄或能幹預，其在吾國誠所謂有權利而無義務也。
（三）子口半稅 征收商貨稅之機關，主要者有江海關、常關及厘金局。
本國商人無論販運國貨、洋貨，凡遇關局均須納稅，路程遠者稅金或超過物價。
外商根據條約，納百分之五正稅及百分之二·五子口半稅而已。
子口半稅為厘金之代替稅，凡外商販運洋貨及國内土産，納此稅者免去其他捐稅。
本國商人販運者，仍舊照納，乃不能與外商競争，誠工商業之自殺政策也。
海關之改組 于此情狀之下，國人全為傳統思想所束縛，既未覺悟，亦不知應付方法，乃受支配于環境，随世事為轉移。
其倒行逆施不足以為人患，徒自損失，而久處于衰弱之情狀，增加人民之痛苦，備受強國之欺侮。
己不如人，既不振作，又不模仿，古所謂絕物也。
士大夫之居高位者，多屬于此，誤國之罪大矣。
失望期内，其較有成績者，當為海關。
海關雇用外人，授以大權，始于鹹豐四年（一八五四），上海小刀會作亂，無法征稅，道台迫而商于領事，雇用外人，改組海關也。
其試驗之結果，外人認為滿意，《天津條約》承認推行此制于他口，各地江海關先後改組，革去弊端，成績昭著。
總署先命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後命赫德充任。
赫德深為總署大臣所信，頗有建設，顧亦迫于環境，非自動改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