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同治朝之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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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又相疑嫉,未有所成。

    外兵參與戰事者,固多有功,外人統率及操練之兵,亦多勝利。

    常勝軍于東南作戰,法國洋槍隊于浙東作戰,均其例也。

    其勝利之最大原因,則為炮火摧殘之威力。

    李鴻章統帥淮軍,駐于上海,書告曾國藩,言外兵進攻嘉定曰:“洋兵數千,槍炮并發,所當辄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

    ”後又書告曰:“洋人火器攻城奪壘及船上開用,實為無敵。

    ”其意則欲其師倡用,開通風氣也。

    而曾國藩始終堅持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無所改革。

    常勝軍解散,淮軍收用其炮手,故戰鬥力強于他軍。

    關于雇用外人練兵,曾言愈少愈好,李稱費用過巨,征調且有掣肘,恐有尾大不掉之慮。

    朝廷接受其意見,雇用之外人均先後解雇,新軍毫無影響于時。

     艦隊之解散 關于水師,沿海諸省多有兵船,然皆有名無實,不敢駛出外海,追剿海盜。

    湘軍作戰頗賴水師,水師船少炮劣。

    恃風力人力而行。

    太平軍于南京一帶之沿江要塞,築有營壘,水師無法通過,亦不能斷外船私運接濟。

    恭親王初欲購買外國軍艦,未有所成,及太平軍攻擾浙江,始诏購買船炮,籌銀八十萬兩,饬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辦理,購兵船七隻趸船一隻,雇用英國武官兵丁水手六百餘人,用銀共一百零七萬兩,船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到華。

    其時形勢劇變,太平軍疊次敗挫,已近滅亡時期。

    軍船原為助攻南京之用,而曾氏兄弟堅決反對,乃因統管權之争執。

    曾國藩建議将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船為英國所得。

    中國先後用銀一百四十五萬七千兩,未一利用,誠一駭人聽聞之事。

     海軍及機器局之創辦 頑固之士大夫反對調遣兵船助戰,多出于私心,輪船行駛迅速,便于交通,亦為其所知悉。

    上海購置輪船二隻,歸總督曾國藩節制,則其明證,曾于安慶招工試造輪船,固未成功,派員出洋購辦機器,後于上海擴充機器局,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造一輪船名曰恬吉。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于福建馬尾創設船廠,雇用法人主持,會督師北上,疏請诏授沈葆桢船政大臣,并得會銜奏事。

    惜其辦理未能得法,糜款多而造船少。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中、日台灣交涉案起,朝臣力言籌辦海防,始乃積極籌辦海軍。

    關于軍械,李鴻章久知外國槍炮之威力,先于上海設局仿造子彈,後并制造槍炮,及代理兩江總督,又于南京設局制造軍火,迨任直隸總督,擴大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辦之機器局。

    他省亦有仿辦者,顧多規模狹小,任用非人,未有昭著之成績。

    英使初薦英官監理軍火,兼鑄大炮。

    恭親王奏言費多,未悉其人,不宜遽假以管理火器制造炮位之權,竟托辭拒絕。

    此新事業創辦多無成效之一主因也。

     同文館之創立 同文館之創立,亦新事業之一。

    中國自訂約通商以來,未有精通外國語言文字之人,而外國譯員能讀我國經史,恭親王等請設同文館教授英語。

    館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明年,添設法文、俄文二館,共學生三十名。

    上海、廣州各設學館,亦偏重語言。

    恭親王後請再添一館,學習天文算數,考收翰林及由進士出身之官員。

    朝臣倭仁等反對奉夷人為師,力持不可。

    會天變诏求直言,言者诋毀恭親王,幾興大獄,應考者七十餘人,考取三十一名。

    其人多八旗子弟,正士固不願入館,設備較善之學校,竟無若何重要之影響于國中。

    馬尾船廠附設學校,教授英文、法文,亦無若何成績。

    國中需要切實有用之人才,而時未有學校可以養成,曾國藩、李鴻章接受粵人容闳之建議,書請總署訪選幼童赴美讀書,總署從之。

    原議年派三十人前往,以四年為限,十五年後返國。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出,其人年齡太小,乃于美國兼學國文,政府後得監督不滿意之報告,将其招回,學生初未為人所重視。

    其他新事業之創辦,尚有招商局等,亦無重要成績。

     改革失敗之原因 總之,中興時代政治上未有改革,反受内亂之影響,積弊增多。

    時當世界交通日趨便利,中國閉關墨守成法,決不可能,而朝廷上未有果斷能決大計之君主,認識新時代之大臣,不能辨别是非輕重,有适當之決定。

    其困難之症結:(一)朝臣疆吏思想淺陋,明知己不如人,既不努力有所建設,又不虛心學習外人所長,自欺自蔽,其人蓋古所謂絕物也。

    (二)士大夫夷夏之别太嚴,懷疑外人,成為普通心理。

    長官雇用外人者,又常冒奪其功,外人不服,乃稱其不受羁勒,心不可知。

    李鴻章書告曾國藩曰:“洋人橫戾,斷不能操縱由我。

    ”又嘗曰:“我輩尚不能提調洋人,委員何能提調?”此足以見時人之态度。

    列強在華,又相忌嫉,互進讒言,益足以堅時人之信心,終遂未有重要之改革。

    近代中國惡劣現狀之造成,原因雖多,而昏庸無識見之士大夫,負有重大責任,實一明顯事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