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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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之劇變 鹹豐十年（一八六○），《北京條約》成立，并互換《天津條約》，中國國際關系為之根本改變。
其明顯之例，一則使館許設于北京。
中國向無此例，君臣多所顧慮，莫不認為重大損失，堅持反對，換約啟釁，多由于此，敗後始肯承認。
其他各國遣使來華締訂條約，中國許其享受特殊權利，猶不允其公使館早日設于北京，殆以為數年後，洋務轉機，列強已設之使館尚可取消也。
一則商埠增加，數近二十。
列強多于商埠設置領事，外商貿易之機會大有進步，且可持一護照遊曆内地，先進國原無商埠，外人持有護照入其境者，經營商業，或遊曆城鎮，固無區域之限定。
中國囿于曆史上之傳說，不能一旦全國開放，然視舊日進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聯軍入京，外交上之事務繁多，理藩院管理屬地王公封爵朝貢，及與俄公文往來，禮部管理藩國朝貢，朝廷并無适當之外交機關。
南京條約而後，兩廣總督奉旨兼欽差大臣，辦理交涉事宜。
外人信其奏報類多誤解事實，嘗使人北上，投遞緻軍機大臣照會。
清帝則稱内臣不問外交，外使乃有照會皇帝者。
至是，恭親王主持和議，條約先後成立，而辦理善後事宜尚無官署及負責之人員。
王請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宗許而從之。
衙門于鹹豐十年冬成立，簡稱總理衙門，或稱總署，初有大臣三人，後則增至數倍，人數不免太多，責任反不專一。
外省交涉大員，朝廷初欲兩江總督兼辦南方交涉，曾國藩力持不可，因設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撫薛煥充任。
薛煥後請辭職，改命總督兼理。
北方初設三口通商大臣，後命直隸總督兼任。
領事官職甚低，條約許其與道府往來，竟以行使條約上讓與之權利，地位提高，有與督撫往來者。
入觐之争執 外使駐京原為西方國際慣例，中國唯有貢使，例須叩頭谒見皇帝。
外使欲照外國習慣，觐見皇帝，呈遞國書，對于叩首認為有礙國體，不肯考慮。
總署大臣知其違反舊例，聲稱皇帝沖幼，太後聽政，本國大臣尚不能自由對語，不允照辦。
後穆宗大婚，外使以為将往恭賀，而總署遣使告其于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無奈，許而居于使館。
明年，穆宗親政，外使要求入觐，議商多日，許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禮。
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猶豫不決，恭親王奕奏稱不敢自專，忽又奏言将緻啟釁，遲至數月，帝始許其入見。
會日本大使亦要求觐見，久乃許而從之，儀節由總署議定，先請外使演習。
觐見之日，帝禦紫光閣，大使先見，外使繼之，法使又遞國書，禮畢而退，為時甚短。
帝命于總署宴之，外使認為不滿，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條約載明中國遣派使臣駐于外國，顧曆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難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
總署嘗以遣使外國是否可行？詢問督撫。
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實未明了公使之職務與重要。
外使則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國之實況，除去雙方之隔閡與誤會，疊請朝廷遣使出國。
總署多所顧慮，不敢奏請。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總稅務司赫德返英，說恭親王遣同文館學生随之遊曆外國，增長見聞。
王許其請，并派六十三歲之斌椿同行，學生年青，斌椿懶于動作，抵歐後不願遊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響，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國，總署大臣憂慮将屆修約之期，外國提出要求或至幹涉内政，接受赫德之建議，請派蒲安臣聘于外國，太後許之。
蒲安臣亦欣然奉命，會同屬員于明年出發，先至美國谒見總統，議訂條約，華工自由渡美，美不幹涉中國内政，俄往英國。
英外相表示親善之誼，宣布外交政策，後聘于大陸列強，蒲安臣死于俄國，屬員回國，亦未改變其思想。
後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無所得。
對外思想之不變 困難之症結，則對外觀念，一無更改。
曾國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國槍炮之威力。
曾與李鴻章書曰：“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炮所能遽破。
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軍不因此而震駭。
舍弟亦還以炸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
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遊城内，賊亦不甚慌。
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
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
”曾氏立論根據，多就南京一帶作戰之事例而言。
舍弟指曾國荃，時統湘軍，進駐雨花台附近，嘗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關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關則在南京上流。
龍遊故事，乃左宗棠炮轟浙江龍遊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謂西洋大炮無用，故曾氏引之為證。
朝臣頑固者更不
其明顯之例，一則使館許設于北京。
中國向無此例，君臣多所顧慮，莫不認為重大損失，堅持反對，換約啟釁，多由于此，敗後始肯承認。
其他各國遣使來華締訂條約，中國許其享受特殊權利，猶不允其公使館早日設于北京，殆以為數年後，洋務轉機，列強已設之使館尚可取消也。
一則商埠增加，數近二十。
列強多于商埠設置領事，外商貿易之機會大有進步，且可持一護照遊曆内地，先進國原無商埠，外人持有護照入其境者，經營商業，或遊曆城鎮，固無區域之限定。
中國囿于曆史上之傳說，不能一旦全國開放，然視舊日進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聯軍入京，外交上之事務繁多，理藩院管理屬地王公封爵朝貢，及與俄公文往來，禮部管理藩國朝貢，朝廷并無适當之外交機關。
南京條約而後，兩廣總督奉旨兼欽差大臣，辦理交涉事宜。
外人信其奏報類多誤解事實，嘗使人北上，投遞緻軍機大臣照會。
清帝則稱内臣不問外交，外使乃有照會皇帝者。
至是，恭親王主持和議，條約先後成立，而辦理善後事宜尚無官署及負責之人員。
王請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宗許而從之。
衙門于鹹豐十年冬成立，簡稱總理衙門，或稱總署，初有大臣三人，後則增至數倍，人數不免太多，責任反不專一。
外省交涉大員，朝廷初欲兩江總督兼辦南方交涉，曾國藩力持不可，因設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撫薛煥充任。
薛煥後請辭職，改命總督兼理。
北方初設三口通商大臣，後命直隸總督兼任。
領事官職甚低，條約許其與道府往來，竟以行使條約上讓與之權利，地位提高，有與督撫往來者。
入觐之争執 外使駐京原為西方國際慣例，中國唯有貢使，例須叩頭谒見皇帝。
外使欲照外國習慣，觐見皇帝，呈遞國書，對于叩首認為有礙國體，不肯考慮。
總署大臣知其違反舊例，聲稱皇帝沖幼，太後聽政，本國大臣尚不能自由對語，不允照辦。
後穆宗大婚，外使以為将往恭賀，而總署遣使告其于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無奈，許而居于使館。
明年，穆宗親政，外使要求入觐，議商多日，許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禮。
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猶豫不決，恭親王奕奏稱不敢自專，忽又奏言将緻啟釁，遲至數月，帝始許其入見。
會日本大使亦要求觐見，久乃許而從之，儀節由總署議定，先請外使演習。
觐見之日，帝禦紫光閣，大使先見，外使繼之，法使又遞國書，禮畢而退，為時甚短。
帝命于總署宴之，外使認為不滿，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條約載明中國遣派使臣駐于外國，顧曆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難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
總署嘗以遣使外國是否可行？詢問督撫。
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實未明了公使之職務與重要。
外使則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國之實況，除去雙方之隔閡與誤會，疊請朝廷遣使出國。
總署多所顧慮，不敢奏請。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總稅務司赫德返英，說恭親王遣同文館學生随之遊曆外國，增長見聞。
王許其請，并派六十三歲之斌椿同行，學生年青，斌椿懶于動作，抵歐後不願遊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響，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國，總署大臣憂慮将屆修約之期，外國提出要求或至幹涉内政，接受赫德之建議，請派蒲安臣聘于外國，太後許之。
蒲安臣亦欣然奉命，會同屬員于明年出發，先至美國谒見總統，議訂條約，華工自由渡美，美不幹涉中國内政，俄往英國。
英外相表示親善之誼，宣布外交政策，後聘于大陸列強，蒲安臣死于俄國，屬員回國，亦未改變其思想。
後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無所得。
對外思想之不變 困難之症結，則對外觀念，一無更改。
曾國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國槍炮之威力。
曾與李鴻章書曰：“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炮所能遽破。
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軍不因此而震駭。
舍弟亦還以炸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
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遊城内，賊亦不甚慌。
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
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
”曾氏立論根據，多就南京一帶作戰之事例而言。
舍弟指曾國荃，時統湘軍，進駐雨花台附近，嘗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關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關則在南京上流。
龍遊故事，乃左宗棠炮轟浙江龍遊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謂西洋大炮無用，故曾氏引之為證。
朝臣頑固者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