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新仕宦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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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
臣受事冬官時，見内外官相見以贽，辄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見窺，至列柬投遞，必托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hellip&hellip久之白镪易以黃金，緻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
徐樹丕亦記： 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
外舅宮詹姚公（希孟）為翰林時，少者僅三四金，餘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際之常，亦何足禁。
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明者。
近年來每于相見揖時，口叙寒暄，兩手授受，世風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
清人蔣超伯指出由于這一種風氣，使一般地方官喜歡濫刻文集，以為應酬之用，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他說：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饋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魯魚罔校，如陳埴《木锺集》弘治中溫州知府鄭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雲捐俸繡梓，用廣厥傳。
似此不一而足。
這種風氣沿襲到清朝，有名的理學家儀封張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斂民财，專刻前代理學書，卻又偷工減料，隻刻原書的一部分，或腰斬，或淩遲，而總顔曰《正誼堂叢書》，即是一個好例。
中央各機關中以戶部掌國家出納，吏部掌官吏铨選，故弊亦最重。
試各舉一例說明，李清記： 上虞趙钺老部胥，奸蠹也。
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饷，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诳納可百萬金。
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此挂欠米折船價水腳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十萬。
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征解。
朋扣馬幹為各鎮道将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并不察催，皆被侵隐。
一，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裡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
這是明北都傾覆前一年的事。
竭全國的民脂民膏，不用之軍，不用之國，卻一部分徒飽貪官污吏的私囊，這是最可痛心的記載。
關于吏部的，趙南星《陳铨曹積弊疏》：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
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
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升，講調，講地方，講起用。
既唯喏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幹舌敝而後脫。
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聯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幾，應接不暇，面皮世界，書帕長安。
馴至科場亦講關節，勾結試官，出賣題目。
輔臣&mdash&mdash内閣大學士是行政中樞最高人物，也多由賄賂太監入閣，黃尊素說：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有類富人為注。
館中諸公明對人名，某某俱有以數萬獲之。
沈吳興（淮）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
其餘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
即他相号稱賢者往往為之。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複相，由于邵芳行賄大珰。
周延儒之複相，由于吳昌時之交關近侍。
富人地主廢弁棄官大家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政，事成後以中外要官為酬傭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搜括，收回資本和利息，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所以亡國之主因！ 五、鄉紳&mdash&mdash舉、貢、生員和鄉官 見任官作惡于外，鄉紳&mdash&mdash鄉官和紳衿&mdash&mdash則作惡于鄉裡。
趙翼曾說：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
而缙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魚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
在農業社會的家族集團之下，鄉紳的身份不但是蔭及子孫，并且榮及祖考，一人及第，舉族登天。
其所以敢于作惡，第一因為他們是統治階級的中堅分子，有法律上的特殊而且多方面的保障。
第二因為鄉官多半是顯宦，他的政治地位必然高于地方守令，舉、貢、生員則為将來之顯宦，地方官也不敢或不願得罪。
謝肇淛論吏治與巨室說： 今之仕者，甯得罪于朝廷，無得罪于官長；甯得罪于小民，無得罪于巨室。
得罪朝廷者，竟冒批鱗之名；得罪于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
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
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趙南星也說： 夫吏于士者，不過守令。
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淩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
第三明人重年誼和鄉誼，科舉的同榜構成師生和同年的政治關系，同一鄉裡則又構成同鄉關系。
這兩種關系在政治上的表現，是黨争；在地方的反映，是利用在朝的座主、同年、同鄉來控制地方守令，使其顧惜前途，不敢加以钤制。
尤其是父兄或子弟在朝的鄉紳，更是勢焰熏赫，奴使守令，成為地方政府的太上政權。
鄉紳作惡于鄉裡，方面很多。
第一是包攬詞訟，囑托官府。
舉例說： 永樂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皇太子謂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比年各處閑吏群聚于鄉，或起滅詞訟，擾攬官府，虐害平民，為患不少。
陶奭齡記： 今寒士登第&hellip&hellip谒選之官&hellip&hellip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于鄉黨，居間請托，估計占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 劉宗周《責成巡方職掌疏》說： 江南冠蓋輻辏之地，無一事無紳衿孝廉把持，無一時無紳衿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
且亦有釁起瑣亵，而兩造動至費不資以乞居間之牍，至輾轉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
甚至或徑行賄于問官，或假抽豐于鄉客，動盈千百，日新月盛。
顧公燮記明季缙紳雲： 明季搢紳&hellip&hellip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眦，即囑撫按訪挐。
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喚，立即扶出，有司無可如何。
其他細事，雖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
甚至以理學自命，正襟危坐者，也要幹涉官府，艾南英《複陳怡雲公祖書》： 敝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
嘉隆以前，大概質行質言，以身踐之。
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無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訟，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髙者也。
第二是隐庇徭役，靠損小民。
顧亭林說：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官，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複其戶而無雜泛之差，于是雜泛之差乃盡歸于小民。
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
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
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
故生員之于其邑人，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于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
錢謙益《譚公墓志銘》： 吳中士大夫&hellip&hellip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贻累闾裡。
至于一般地主，子弟太不成才，無法進學校，則以金錢營充中外各機關吏役。
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應天府尹李敏奏： 本府上元、江甯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
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或竄名府縣為隸卒： 奸民避役者，率役司府為隸卒，主者納其賂而庇之。
多者百餘人，少者亦七八十人。
第三是豪奪田宅，有同白著，試以英宗朝事為例： 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戊寅，命監察禦史李彜、于奎往南京，賜之敕日：比者南京有等權豪之人，不畏公法，侵淩軍民，強奪田畝，占據市肆，隐匿軍囚，種田看莊小人依附為非，良善被其擾害。
彜等廉得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二千三百五十畝。
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
景泰二年（1451年）戶部所議寬恤條例中說： 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官豪蒙昽奏讨，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
成化十年（1474年）蔣琬上言： 大同、宣府諸塞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
畿内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佃民失業。
弘治（1488&mdash1505）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外戚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及貧民赴告，禦史劉喬徇情曲奏，緻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世宗時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說：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昵，奏讨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将民間産業奪而有之。
如慶陽伯受奸民王政等投獻，奏讨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
如長甯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讨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
如指揮佥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讨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以緻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人心。
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波侵入者數萬頃。
潞王在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内，居藩田多至四萬頃。
福王之國時，诏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岀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
假如照人口和土地的比率，平均每一小農耕種十畝的話，那明末一個親王就國，以法令所占奪的田土，夠四十萬個小農家的生活，再以每家平均五口計算，一親王奪田四萬頃，就有二百萬農民餓死。
第四是擅役鄉民，廣興造作。
例如武宗朝之焦芳： 芳居第宏麗，役作勞數郡。
松江之錢尚書：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甓亦取給于役者。
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
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墳亦取自舊冢，勿怪也。
世宗朝之嚴世蕃： 世蕃得罪後，與羅龍文日诽謗時政，其治第役衆四千。
第五是營放收息，重利盤剝。
方孝孺記： 洪武初，甯海及鄰縣饑，裡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鬥責谷二鬥三升，乘時取倍獲之息。
成祖朝宗室有以取息虐民遭戒敕者： 永樂十年（1412年）敕靖江之輔國将軍贊億曰：監察禦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貨民，多取利息，至系人妻孥，逼脅鬻居以償所負，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争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乎？ 宣宗朝政府且指出高利貸為貧民流移之一因：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戊申，上谕掌行在戶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于撫字，及富豪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緻貧窘，流移外境。
英宗朝至重申權豪勢要違例收息之禁： 正統五年（1440年）四月乙未，嚴違例收息之禁。
先是驸馬都尉石璟家奴訴領璟銀鈔借與衛軍，取索不還，乞為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檢例言，洪武舊制，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
永樂中亦嘗禁約。
今璟家奴放債而欲官追，于法有違。
上命行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揭榜申明舊制，嚴加禁約，有權豪勢要仍前故違，及有司聽囑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但此禁例，亦顯然隻是具文，觀下引一事可知： （外戚）孫忠家奴貸子錢于濱州民，規利數倍。
有司望風奉行。
民不堪訴詣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
至各地方則更豪無忌憚，以為兼并蠶食之手段： 正統十三年（1448年）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輗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産者，官府莫敢指斥，小民無由控訴。
小民無力償納，往往破産，吳寬記： 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産。
或則以田産典質，無力取贖，産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或則以房屋抵押，無力取贖，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将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
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
或借則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
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于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并情形，也隻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
可是結果這一仕宦階級就因此索性不肯借貸，農民在春耕時，修理農具，準備種子，收購肥料，在在需錢，平時則或有疾病死亡，苛稅力役，都非錢不辦，一遇天災兵禍，更是一籌莫展，政府不能救濟，鄉紳地主又拒絕借貸，貧農更是走投無路。
政府隻好又自動把這法案取消，讓地主得有法律上允許的自由兼并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年）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追索，俟豐稔歸其本息。
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戶，不能救濟。
宜聽其理取。
從之。
第六是擅抽私稅，擾苦商民。
宣德八年（1433年）順天府尹李庸言： 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取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
上曰：豪強擅利至此，将何所不為？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不悛者具以名聞。
英宗時驸馬都尉焦敬至私科商稅，為有司舉發，奉特旨赦罪： 正統元年（1436年）十二月甲申，驸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昶于文明門外五裡建廣鲸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
又于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
又令阍首馬進于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
事覺下刑部，昶等俱引伏。
尚書魏源上其罪，請執敬治之。
上曰：姑赦敬、昶等，征其贓，人杖八十釋之。
憲宗時著令嚴治，入律正條： 成化十五年（1479年）七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仆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财物，挾制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
欽此！ 但到世宗時，犯者仍不過輸贖： 嘉靖二十年（1541年）言官劾勳爵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稅。
惠安侯張镧亦預，輸贖還爵。
第七是經營商業，和民争利，如行商中鹽，例如成祖朝之蔡福： 永樂八年（1410年）十月乙未，行在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李慶言：公侯都督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鹽，淩轹運司及各場官吏，倍數多支。
朝廷申明舊制，四品以上官員之家，不許與民争利。
已令罷支，今都督蔡福等妄行奏請，既付于法，其公侯有犯者，亦宜鞫治。
上曰：姑勿治。
令戶部榜谕禁止。
憲宗朝之趙陽： 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
戶部左侍郎潘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诏旨甫頒，而陽等辄違犯，宜正其罪。
帝為切責陽等。
這一階級以其雄厚之财力，政治之背景，獨占市場，操縱物價，小商人因之失業破産，弊不可言，英宗時曾敕戶部指出這一弊端： 正統九年（1444年）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場，本期資國便民。
比間各場納草之人，多系官豪勢要及該管内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
各處所中鹽糧亦系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将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辄與收受，以緻給軍，多不堪用。
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緻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
喪資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何可勝言！ 如開行列肆，例如世宗朝之郭勳： 翊國公郭勳被劾下獄，有司勘勳京師店舍多至千餘區。
周能父子： 周瑛嗣封慶雲伯，封殖過于父。
嘉靖中于河西務設肆邀商貸，虐市民，虧國課&hellip&hellip周壽嘗奉使道呂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
壽與關，且劾之，敬坐落戢。
楚中宗室之開?帛店：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
通衢諸纟由帛店俱系宗室。
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吳中士大夫之急于貨殖，黃省曾記：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為鼓鑄囤房，王氏債典，而大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
至今吳中搢紳仕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于齊民。
至福建則以地勢瀕海，豪紳巨室多投資于海外貿易，在禁海時期，稱為通蕃。
何喬新《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訪）墓表》： （訪）奉敕巡視海道。
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
公捕其黨渠，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
其家訟于禦史，誣公激變良民。
或勸公少緩其獄，公奮曰：吾甯報法而死，不思賣法而生也。
于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
蔡清《椒丘先生（何喬新）傳》記福清薛氏： 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為亂。
先生掩其不備，盡獲其渠，海道以甯。
海上風濤險惡，一有虧折，便擄掠行旅，成為海盜，張燮說： 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
成弘之際（1465&mdash1505），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窦，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赢，後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
甚或加入倭寇，為之向導，為虎作伥。
由此當時的仕宦階級以利害不同分裂為兩派相對立，在内地兼并農民寄生于土地的主張禁海，片帆不許出港，絕通蕃即所以絕倭寇。
在沿海經營海外貿易寄生于海洋的，就主張開放海禁，重設市舶司，以為海通後貿易發達，人民生計優裕，海盜自然絕迹。
這兩派的争論甚至影響國策和政局，嘉靖時朱纨的自殺就是一個著例： 朱纨長洲人&hellip&hellip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初明祖定制，片闆不許入海。
承平久，奸人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葡萄牙）諸國入互市。
閩人李克頭、歙人許棟據甯波之雙嶼，司其質契。
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姻。
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将吏不敢诘也。
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将吏捕逐之，洩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hellip&hellip纨巡海道&hellip&hellip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複。
上疏具列其狀，于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
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坯之&hellip&hellip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hellip&hellip纨執法既堅，勢家皆懼&hellip&hellip纨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閩浙人益恨之&hellip&hellip吏部用禦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镗言，奏改纨巡視以殺其權&hellip&hellip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纨者矣&hellip&hellip纨語複侵諸勢家。
禦史陳九德遂劾纨擅殺，落纨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祯按問。
纨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
制圹志作絕命詞，仰藥死&hellip&hellip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這是一次大陸和海洋的鬥争，也是農業和商業的鬥争，朱纨代表内地的農業地主的利益，周亮、葉镗、陳九德等閩浙人則代表沿海的新商業資本家的利益。
我國祖先從西北向東南發展，到十四五世紀已發展到盡頭，尤其是閩浙人多地狹，向南發展到海洋本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明初的禁海令是反時代潮流的。
朱纨的死，正說明是這反時代潮流的必然的犧牲。
也說明這時代的新商業資本家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力量。
第八是抑買貨物，占奪水利，例如明初之番禺土豪： 番禺土豪數十人，遇闾裡珍貨，辄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
明末之
臣受事冬官時，見内外官相見以贽，辄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見窺，至列柬投遞，必托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hellip&hellip久之白镪易以黃金，緻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
徐樹丕亦記： 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
外舅宮詹姚公（希孟）為翰林時，少者僅三四金，餘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際之常，亦何足禁。
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明者。
近年來每于相見揖時，口叙寒暄，兩手授受，世風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
清人蔣超伯指出由于這一種風氣，使一般地方官喜歡濫刻文集，以為應酬之用，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他說：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饋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魯魚罔校，如陳埴《木锺集》弘治中溫州知府鄭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雲捐俸繡梓，用廣厥傳。
似此不一而足。
這種風氣沿襲到清朝，有名的理學家儀封張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斂民财，專刻前代理學書，卻又偷工減料，隻刻原書的一部分，或腰斬，或淩遲，而總顔曰《正誼堂叢書》，即是一個好例。
中央各機關中以戶部掌國家出納，吏部掌官吏铨選，故弊亦最重。
試各舉一例說明，李清記： 上虞趙钺老部胥，奸蠹也。
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饷，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诳納可百萬金。
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此挂欠米折船價水腳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十萬。
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征解。
朋扣馬幹為各鎮道将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并不察催，皆被侵隐。
一，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裡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
這是明北都傾覆前一年的事。
竭全國的民脂民膏，不用之軍，不用之國，卻一部分徒飽貪官污吏的私囊，這是最可痛心的記載。
關于吏部的，趙南星《陳铨曹積弊疏》：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
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
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升，講調，講地方，講起用。
既唯喏矣，則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幹舌敝而後脫。
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聯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幾，應接不暇，面皮世界，書帕長安。
馴至科場亦講關節，勾結試官，出賣題目。
輔臣&mdash&mdash内閣大學士是行政中樞最高人物，也多由賄賂太監入閣，黃尊素說：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有類富人為注。
館中諸公明對人名，某某俱有以數萬獲之。
沈吳興（淮）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
其餘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
即他相号稱賢者往往為之。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複相，由于邵芳行賄大珰。
周延儒之複相，由于吳昌時之交關近侍。
富人地主廢弁棄官大家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政，事成後以中外要官為酬傭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搜括，收回資本和利息，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所以亡國之主因！ 五、鄉紳&mdash&mdash舉、貢、生員和鄉官 見任官作惡于外，鄉紳&mdash&mdash鄉官和紳衿&mdash&mdash則作惡于鄉裡。
趙翼曾說：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
而缙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魚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
在農業社會的家族集團之下，鄉紳的身份不但是蔭及子孫，并且榮及祖考，一人及第，舉族登天。
其所以敢于作惡，第一因為他們是統治階級的中堅分子，有法律上的特殊而且多方面的保障。
第二因為鄉官多半是顯宦，他的政治地位必然高于地方守令，舉、貢、生員則為将來之顯宦，地方官也不敢或不願得罪。
謝肇淛論吏治與巨室說： 今之仕者，甯得罪于朝廷，無得罪于官長；甯得罪于小民，無得罪于巨室。
得罪朝廷者，竟冒批鱗之名；得罪于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
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
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趙南星也說： 夫吏于士者，不過守令。
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淩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
第三明人重年誼和鄉誼，科舉的同榜構成師生和同年的政治關系，同一鄉裡則又構成同鄉關系。
這兩種關系在政治上的表現，是黨争；在地方的反映，是利用在朝的座主、同年、同鄉來控制地方守令，使其顧惜前途，不敢加以钤制。
尤其是父兄或子弟在朝的鄉紳，更是勢焰熏赫，奴使守令，成為地方政府的太上政權。
鄉紳作惡于鄉裡，方面很多。
第一是包攬詞訟，囑托官府。
舉例說： 永樂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皇太子謂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比年各處閑吏群聚于鄉，或起滅詞訟，擾攬官府，虐害平民，為患不少。
陶奭齡記： 今寒士登第&hellip&hellip谒選之官&hellip&hellip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于鄉黨，居間請托，估計占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 劉宗周《責成巡方職掌疏》說： 江南冠蓋輻辏之地，無一事無紳衿孝廉把持，無一時無紳衿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
且亦有釁起瑣亵，而兩造動至費不資以乞居間之牍，至輾轉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
甚至或徑行賄于問官，或假抽豐于鄉客，動盈千百，日新月盛。
顧公燮記明季缙紳雲： 明季搢紳&hellip&hellip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眦，即囑撫按訪挐。
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喚，立即扶出，有司無可如何。
其他細事，雖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
甚至以理學自命，正襟危坐者，也要幹涉官府，艾南英《複陳怡雲公祖書》： 敝鄉理學之盛，無過吉安。
嘉隆以前，大概質行質言，以身踐之。
近歲自愛者多，而亦不無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訟，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風，日有見聞，不肖視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論相髙者也。
第二是隐庇徭役，靠損小民。
顧亭林說：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官，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複其戶而無雜泛之差，于是雜泛之差乃盡歸于小民。
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
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
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
故生員之于其邑人，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于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
錢謙益《譚公墓志銘》： 吳中士大夫&hellip&hellip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贻累闾裡。
至于一般地主，子弟太不成才，無法進學校，則以金錢營充中外各機關吏役。
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應天府尹李敏奏： 本府上元、江甯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
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或竄名府縣為隸卒： 奸民避役者，率役司府為隸卒，主者納其賂而庇之。
多者百餘人，少者亦七八十人。
第三是豪奪田宅，有同白著，試以英宗朝事為例： 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戊寅，命監察禦史李彜、于奎往南京，賜之敕日：比者南京有等權豪之人，不畏公法，侵淩軍民，強奪田畝，占據市肆，隐匿軍囚，種田看莊小人依附為非，良善被其擾害。
彜等廉得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二千三百五十畝。
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
景泰二年（1451年）戶部所議寬恤條例中說： 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官豪蒙昽奏讨，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
成化十年（1474年）蔣琬上言： 大同、宣府諸塞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
畿内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佃民失業。
弘治（1488&mdash1505）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外戚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
及貧民赴告，禦史劉喬徇情曲奏，緻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世宗時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說：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昵，奏讨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将民間産業奪而有之。
如慶陽伯受奸民王政等投獻，奏讨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
如長甯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讨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
如指揮佥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讨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以緻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人心。
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波侵入者數萬頃。
潞王在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内，居藩田多至四萬頃。
福王之國時，诏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岀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
假如照人口和土地的比率，平均每一小農耕種十畝的話，那明末一個親王就國，以法令所占奪的田土，夠四十萬個小農家的生活，再以每家平均五口計算，一親王奪田四萬頃，就有二百萬農民餓死。
第四是擅役鄉民，廣興造作。
例如武宗朝之焦芳： 芳居第宏麗，役作勞數郡。
松江之錢尚書：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甓亦取給于役者。
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
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墳亦取自舊冢，勿怪也。
世宗朝之嚴世蕃： 世蕃得罪後，與羅龍文日诽謗時政，其治第役衆四千。
第五是營放收息，重利盤剝。
方孝孺記： 洪武初，甯海及鄰縣饑，裡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鬥責谷二鬥三升，乘時取倍獲之息。
成祖朝宗室有以取息虐民遭戒敕者： 永樂十年（1412年）敕靖江之輔國将軍贊億曰：監察禦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貨民，多取利息，至系人妻孥，逼脅鬻居以償所負，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争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乎？ 宣宗朝政府且指出高利貸為貧民流移之一因：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戊申，上谕掌行在戶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于撫字，及富豪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緻貧窘，流移外境。
英宗朝至重申權豪勢要違例收息之禁： 正統五年（1440年）四月乙未，嚴違例收息之禁。
先是驸馬都尉石璟家奴訴領璟銀鈔借與衛軍，取索不還，乞為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檢例言，洪武舊制，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
永樂中亦嘗禁約。
今璟家奴放債而欲官追，于法有違。
上命行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揭榜申明舊制，嚴加禁約，有權豪勢要仍前故違，及有司聽囑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但此禁例，亦顯然隻是具文，觀下引一事可知： （外戚）孫忠家奴貸子錢于濱州民，規利數倍。
有司望風奉行。
民不堪訴詣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
至各地方則更豪無忌憚，以為兼并蠶食之手段： 正統十三年（1448年）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輗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産者，官府莫敢指斥，小民無由控訴。
小民無力償納，往往破産，吳寬記： 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産。
或則以田産典質，無力取贖，産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将本戶田産，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産去稅存，衣食艱難。
或則以房屋抵押，無力取贖，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将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
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
或借則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
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于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并情形，也隻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
可是結果這一仕宦階級就因此索性不肯借貸，農民在春耕時，修理農具，準備種子，收購肥料，在在需錢，平時則或有疾病死亡，苛稅力役，都非錢不辦，一遇天災兵禍，更是一籌莫展，政府不能救濟，鄉紳地主又拒絕借貸，貧農更是走投無路。
政府隻好又自動把這法案取消，讓地主得有法律上允許的自由兼并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年）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追索，俟豐稔歸其本息。
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戶，不能救濟。
宜聽其理取。
從之。
第六是擅抽私稅，擾苦商民。
宣德八年（1433年）順天府尹李庸言： 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取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
上曰：豪強擅利至此，将何所不為？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不悛者具以名聞。
英宗時驸馬都尉焦敬至私科商稅，為有司舉發，奉特旨赦罪： 正統元年（1436年）十二月甲申，驸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昶于文明門外五裡建廣鲸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
又于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
又令阍首馬進于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
事覺下刑部，昶等俱引伏。
尚書魏源上其罪，請執敬治之。
上曰：姑赦敬、昶等，征其贓，人杖八十釋之。
憲宗時著令嚴治，入律正條： 成化十五年（1479年）七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仆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财物，挾制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
欽此！ 但到世宗時，犯者仍不過輸贖： 嘉靖二十年（1541年）言官劾勳爵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稅。
惠安侯張镧亦預，輸贖還爵。
第七是經營商業，和民争利，如行商中鹽，例如成祖朝之蔡福： 永樂八年（1410年）十月乙未，行在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李慶言：公侯都督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鹽，淩轹運司及各場官吏，倍數多支。
朝廷申明舊制，四品以上官員之家，不許與民争利。
已令罷支，今都督蔡福等妄行奏請，既付于法，其公侯有犯者，亦宜鞫治。
上曰：姑勿治。
令戶部榜谕禁止。
憲宗朝之趙陽： 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
戶部左侍郎潘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诏旨甫頒，而陽等辄違犯，宜正其罪。
帝為切責陽等。
這一階級以其雄厚之财力，政治之背景，獨占市場，操縱物價，小商人因之失業破産，弊不可言，英宗時曾敕戶部指出這一弊端： 正統九年（1444年）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場，本期資國便民。
比間各場納草之人，多系官豪勢要及該管内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
各處所中鹽糧亦系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将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辄與收受，以緻給軍，多不堪用。
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緻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
喪資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何可勝言！ 如開行列肆，例如世宗朝之郭勳： 翊國公郭勳被劾下獄，有司勘勳京師店舍多至千餘區。
周能父子： 周瑛嗣封慶雲伯，封殖過于父。
嘉靖中于河西務設肆邀商貸，虐市民，虧國課&hellip&hellip周壽嘗奉使道呂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
壽與關，且劾之，敬坐落戢。
楚中宗室之開?帛店：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
通衢諸纟由帛店俱系宗室。
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吳中士大夫之急于貨殖，黃省曾記：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為鼓鑄囤房，王氏債典，而大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
至今吳中搢紳仕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于齊民。
至福建則以地勢瀕海，豪紳巨室多投資于海外貿易，在禁海時期，稱為通蕃。
何喬新《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訪）墓表》： （訪）奉敕巡視海道。
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
公捕其黨渠，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
其家訟于禦史，誣公激變良民。
或勸公少緩其獄，公奮曰：吾甯報法而死，不思賣法而生也。
于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
蔡清《椒丘先生（何喬新）傳》記福清薛氏： 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為亂。
先生掩其不備，盡獲其渠，海道以甯。
海上風濤險惡，一有虧折，便擄掠行旅，成為海盜，張燮說： 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
成弘之際（1465&mdash1505），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窦，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赢，後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
甚或加入倭寇，為之向導，為虎作伥。
由此當時的仕宦階級以利害不同分裂為兩派相對立，在内地兼并農民寄生于土地的主張禁海，片帆不許出港，絕通蕃即所以絕倭寇。
在沿海經營海外貿易寄生于海洋的，就主張開放海禁，重設市舶司，以為海通後貿易發達，人民生計優裕，海盜自然絕迹。
這兩派的争論甚至影響國策和政局，嘉靖時朱纨的自殺就是一個著例： 朱纨長洲人&hellip&hellip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初明祖定制，片闆不許入海。
承平久，奸人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葡萄牙）諸國入互市。
閩人李克頭、歙人許棟據甯波之雙嶼，司其質契。
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姻。
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将吏不敢诘也。
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将吏捕逐之，洩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hellip&hellip纨巡海道&hellip&hellip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複。
上疏具列其狀，于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
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坯之&hellip&hellip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hellip&hellip纨執法既堅，勢家皆懼&hellip&hellip纨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閩浙人益恨之&hellip&hellip吏部用禦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镗言，奏改纨巡視以殺其權&hellip&hellip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纨者矣&hellip&hellip纨語複侵諸勢家。
禦史陳九德遂劾纨擅殺，落纨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祯按問。
纨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
制圹志作絕命詞，仰藥死&hellip&hellip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這是一次大陸和海洋的鬥争，也是農業和商業的鬥争，朱纨代表内地的農業地主的利益，周亮、葉镗、陳九德等閩浙人則代表沿海的新商業資本家的利益。
我國祖先從西北向東南發展，到十四五世紀已發展到盡頭，尤其是閩浙人多地狹，向南發展到海洋本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明初的禁海令是反時代潮流的。
朱纨的死，正說明是這反時代潮流的必然的犧牲。
也說明這時代的新商業資本家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力量。
第八是抑買貨物，占奪水利，例如明初之番禺土豪： 番禺土豪數十人，遇闾裡珍貨，辄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
明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