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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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裡要舉辦一些事業，所謂“自治”，例如修路、救災、水利、學校等等，士大夫是天然的領袖。
要販運違法貨物，有作官的八行書就可免去關卡留難。
畜養奴婢，隻要财力許可，幾千幾萬都為法律所承認。
此外，還有師生，同年，同鄉，親戚，種種關系可以運用，任何角落裡都有人情面子，造成一股力量，條條大路都可通行。
第四，相反的，士大夫對國家民族沒有義務，不對任何人負責。
不當兵，不服役，不完糧納稅，一切負擔都分嫁給當地老百姓。
一個地方的士大夫愈多，地方的百姓就愈苦。
遇有特殊變故，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出力的固然是百姓，出錢的還是百姓，士大夫是一毛不拔的，有時候還從中漁利，發一筆捐獻财。
第五，因為知識被專利，所以輿論也被壟斷了。
曆史上所謂“清議”一向是士大夫包辦的。
隻有士大夫才會寫文章著書，才有資格說話，老百姓是沒有份的，即使說了也不過是“刍荛之見”，上達不了，即使上達了，也無人看重。
東漢後期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黨，清代末年的戊戌變法，都隻是站在士大夫立場上，對損害他們的另一剝削集團的鬥争&mdash&mdash對宦官、外戚、貴族的鬥争，和老百姓是不大相幹的。
第六，士大夫也就是地主，因為他們可以憑借地位來取得大量土地，把官僚資本變成土地資本，士大夫和地主其實是同義語。
反之，光是地主而非士大夫是站不住的，苛捐雜稅，幾年功夫就可以把這些不識時務的地主毀滅。
因之，地主子弟千方百計要鑽進士大夫集團，高升一步，來保全并發展産業。
地主所看到的是收租的好處，看不見的是農民的困苦。
通常形容士大夫“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但不明白農民的痛苦，甚至連孔子那樣人，都以不坐車而步行為失身份。
因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都是保守的，共同的要求是保持既得利益，無論如何要鞏固維護現狀，反對一切變革、進步。
從整個集團利益來看，士大夫是反變革的，反進步的，也是反動的。
最多，也隻能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當然，也有形式上是進步的，例如1898年的康有為梁啟超，要求變法，對當時守舊官僚說，比較上是進步的，可是在本質上，他們要求變法的目的，是在保存舊統治權，保存皇帝，也就是保存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們的進步立場，隻是士大夫本位的形式上的進步，和一般人民的利益并不一緻。
由上面的分析，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憤怒與專制恐怖統治之間，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進步與保守反動之間。
用新名詞來說是走中間路線，兩面都罵，對上說不要剝削得太狠心，通通都刮光了那我們吃什麼。
對下則說：你們太頑強，太自私，太貪心，又沒有知識，又肮髒，專門破壞，專門搗亂，簡直成什麼東西。
其實這些都可以回敬給他們，等于自己罵自己。
他們之所以要表示超然的态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半空間，這是有好處的。
像清朝的曾左李諸公，幫助清朝穩定了江山，便青雲直上，在漢人滿人之間發展自己。
兩面罵的好處是萬一舊王朝倒了，便可投到新主人的懷抱裡，他不是曾經罵過那已經倒了的舊王朝嗎？反正不管誰上台總有他們的戲唱，這就是士大夫走中間路線的妙用與作風。
這種士大夫的典型例子，在曆史上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簡直數不勝數。
這裡隻随便舉幾個談談。
一個是錢謙益，明末時候的人，少年時候和東林黨混在一起，反貪污，反宦官。
後來被政敵一棍打下來之後立刻變成了“無黨無派”，在鄉間住了幾年又變成了“社會賢達”。
1644年機會一到，一躍而為禮部尚書，無黨無派和社會賢達的銜頭都不要了。
對東林黨人則說：我是當年反貪污反宦官的健将，對當局則拼命獻身。
清兵一來，首先投降的就是他，死後清廷把他放入“貳臣傳”之内。
此公不但政治節操如此，在鄉間當社會賢達時就是标準的土豪劣紳，無惡不作。
第二個是侯恂，《桃花扇》裡面所說的侯朝宗的父親，此公是明末的重臣，李自成入北京，他就降李自成，清兵入關他就降清，可以說是三朝元老。
還有，再舉個明末的例子吧，《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铖。
他是有名的戲劇家，《燕子箋》、《春燈謎》，技巧都不壞，為了娛樂讨好弘光皇帝，清兵快到南京時，他還在忙着找好行頭，在宮裡獻演自己的大作。
此公一生，可以分為整整七個時期：第一期，沒有大名氣，依附同鄉東林重望左光鬥（阮是安徽
要販運違法貨物，有作官的八行書就可免去關卡留難。
畜養奴婢，隻要财力許可，幾千幾萬都為法律所承認。
此外，還有師生，同年，同鄉，親戚，種種關系可以運用，任何角落裡都有人情面子，造成一股力量，條條大路都可通行。
第四，相反的，士大夫對國家民族沒有義務，不對任何人負責。
不當兵，不服役，不完糧納稅，一切負擔都分嫁給當地老百姓。
一個地方的士大夫愈多，地方的百姓就愈苦。
遇有特殊變故，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出力的固然是百姓，出錢的還是百姓，士大夫是一毛不拔的，有時候還從中漁利，發一筆捐獻财。
第五，因為知識被專利，所以輿論也被壟斷了。
曆史上所謂“清議”一向是士大夫包辦的。
隻有士大夫才會寫文章著書，才有資格說話，老百姓是沒有份的，即使說了也不過是“刍荛之見”，上達不了，即使上達了，也無人看重。
東漢後期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黨，清代末年的戊戌變法，都隻是站在士大夫立場上，對損害他們的另一剝削集團的鬥争&mdash&mdash對宦官、外戚、貴族的鬥争，和老百姓是不大相幹的。
第六，士大夫也就是地主，因為他們可以憑借地位來取得大量土地，把官僚資本變成土地資本，士大夫和地主其實是同義語。
反之，光是地主而非士大夫是站不住的，苛捐雜稅，幾年功夫就可以把這些不識時務的地主毀滅。
因之，地主子弟千方百計要鑽進士大夫集團，高升一步，來保全并發展産業。
地主所看到的是收租的好處，看不見的是農民的困苦。
通常形容士大夫“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但不明白農民的痛苦，甚至連孔子那樣人，都以不坐車而步行為失身份。
因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都是保守的，共同的要求是保持既得利益，無論如何要鞏固維護現狀，反對一切變革、進步。
從整個集團利益來看，士大夫是反變革的，反進步的，也是反動的。
最多，也隻能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當然，也有形式上是進步的，例如1898年的康有為梁啟超，要求變法，對當時守舊官僚說，比較上是進步的，可是在本質上，他們要求變法的目的，是在保存舊統治權，保存皇帝，也就是保存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們的進步立場，隻是士大夫本位的形式上的進步，和一般人民的利益并不一緻。
由上面的分析，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憤怒與專制恐怖統治之間，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進步與保守反動之間。
用新名詞來說是走中間路線，兩面都罵，對上說不要剝削得太狠心，通通都刮光了那我們吃什麼。
對下則說：你們太頑強，太自私，太貪心，又沒有知識，又肮髒，專門破壞，專門搗亂，簡直成什麼東西。
其實這些都可以回敬給他們，等于自己罵自己。
他們之所以要表示超然的态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半空間，這是有好處的。
像清朝的曾左李諸公，幫助清朝穩定了江山，便青雲直上，在漢人滿人之間發展自己。
兩面罵的好處是萬一舊王朝倒了，便可投到新主人的懷抱裡，他不是曾經罵過那已經倒了的舊王朝嗎？反正不管誰上台總有他們的戲唱，這就是士大夫走中間路線的妙用與作風。
這種士大夫的典型例子，在曆史上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簡直數不勝數。
這裡隻随便舉幾個談談。
一個是錢謙益，明末時候的人，少年時候和東林黨混在一起，反貪污，反宦官。
後來被政敵一棍打下來之後立刻變成了“無黨無派”，在鄉間住了幾年又變成了“社會賢達”。
1644年機會一到，一躍而為禮部尚書，無黨無派和社會賢達的銜頭都不要了。
對東林黨人則說：我是當年反貪污反宦官的健将，對當局則拼命獻身。
清兵一來，首先投降的就是他，死後清廷把他放入“貳臣傳”之内。
此公不但政治節操如此，在鄉間當社會賢達時就是标準的土豪劣紳，無惡不作。
第二個是侯恂，《桃花扇》裡面所說的侯朝宗的父親，此公是明末的重臣，李自成入北京，他就降李自成，清兵入關他就降清，可以說是三朝元老。
還有，再舉個明末的例子吧，《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铖。
他是有名的戲劇家，《燕子箋》、《春燈謎》，技巧都不壞，為了娛樂讨好弘光皇帝，清兵快到南京時，他還在忙着找好行頭，在宮裡獻演自己的大作。
此公一生，可以分為整整七個時期：第一期，沒有大名氣，依附同鄉東林重望左光鬥（阮是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