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統治術
關燈
小
中
大
立刻把餘、金文征和一些關聯的教官都殺了，還把罪狀榜示在監前，也寫在《大诰》裡頭。
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後被壓平。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照監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并且在監前立一長竿，枭首示衆（這在朱元璋的口語叫枭令，比處死重一等）。
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诽謗冊和驚愚輔教二錄于國子監，到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在奉天門當面訓話整頓學風，他說： 恁學生每聽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着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讷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著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着行。
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着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诽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将來，賞大銀兩個。
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将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
将那犯人淩遲了，枭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
欽此！ 和統制監生一樣，國子監的教官也是在嚴刑重罰的約束之下的。
以祭酒為例，三十多年來的曆任祭酒，隻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讷是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别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得罪放逐，便是被殺。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缢死、枭首示衆、淩遲，一大串刑罰名詞，明初的國子監與其說是學校，不如更合式地說是監獄，是刑場。
不止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所威脅的訓練，造成絕對服從的、無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并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作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作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谕。
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
監生萬能，幾乎無官不可作。
第三，除作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岀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面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査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曆事的（實習），幾乎無事不能作。
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洪武二年擢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
二十六年以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佥事等官），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
“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大體說來，從十五年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作官轉到作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作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査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
至于為什麼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監生作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如上文所說過的，沒有别的人可用，隻能以受過訓練的監生出任高官。
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緻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許多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
至于為什麼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年鬧郭桓貪污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
至于為什麼從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作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作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多從進士科得官，官僚從科舉制度裡出來，國子監失去了培養官僚的獨占地位。
進士釋褐授官，這些官原來都是監生的飯碗，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隻好去作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曆事了。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供給廩膳（公費）的，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法律規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二年頒發禁例十二條于全國學校，镌立卧碑，置于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
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于公門。
”“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
”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替朝廷消弭“非為”。
另一條“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
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
“惟生員不許”，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讨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衆，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衆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這個有号召力量的學生群，他是認清楚他們的力量的。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學&mdash&mdash鄉村小學。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
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财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
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
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将此湊生員之數，欺诳朝廷”。
朱元璋雖然要導民為善，卻對官僚政治無辦法，歎一口氣，隻好把社學停辦，省得“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制度。
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
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是一定的，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布政司都是四十人。
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于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
這複試是形式上的，主要意義是讓皇帝自己來主持這論才大典，選拔之權，出于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門生，自然應該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務，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隻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榜眼、探花的名号是禦定的。
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胪。
鄉試由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
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都為翰林官，其他或投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來出題目，文體略仿宋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
體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稱制義。
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商量決定的。
十五年以後，定制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
每試分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
二場試論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選）一道。
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學校和科舉并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學生的出路。
學生通過科舉便作官，不但忘了學校，也忘了書本，于是科舉日重，學校日輕。
學校和科舉都是制造和選拔官僚的制度，所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現實，也絕不許接觸到現實。
誠如當時人宋濂所說：“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拟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
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
”學校呢？“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于弟子員。
”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
科舉人才不讀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加上殘酷的統制管理，嚴格的檢査防範，學校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言論。
于是整個學術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從童生到當國執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術，都以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挨了打是“恩譴”，被斫頭是“賜死”，挨了罵不消說有資格才能挨得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更不會有不是的皇帝，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系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
四、皇權的輪子&mdash&mdash軍隊 皇權的一個輪子是軍隊。
朱元璋在攻克集慶以後，就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
他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征兵制的好處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政府在平時無養兵之費。
壞處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争，便影響到農村的生産。
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适合于大規模的作戰。
募兵制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數量和服役的時間，都可以不受農業生産的限制。
壞處是政府經常要維持大量數目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
而且募的兵來路不明，沒有宗族鄉黨的挂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
理想的辦法是折衷于兩者之間，有兩者的好處，而避免個别的壞處，主要的原則，是要使戰鬥力量和生産力量一緻。
劉基創立的辦法是衛所制度。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統的部隊，也就是郭子興的基本隊伍。
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投降軍。
一種是谪發，指因犯罪被谪發充軍的，也叫做恩軍。
一種叫垛集，即征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
前兩種是定制時原有的武力，後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
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員額的維持，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種族綿延的原則，被應用到武裝部隊裡來，兵營成為武裝的家庭群了。
軍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單獨有軍籍。
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
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
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為優恤。
軍士到戍所時，由宗族替他治裝。
在衛的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将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
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步軍一石（守城的照數支給，屯田的半支）。
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鬥，無家口的四鬥。
衣服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
軍隊組織分作衛、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為衛，衛有指揮使。
衛分五千戶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戶。
千戶所分十百戶所，所百十二人，有百戶。
百戶有總旗二，小旗十，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人。
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所的分布，根據地理險要，小據點設所，關聯幾個據點的設衛。
集合一個軍區的若幹衛所，又設都指揮使司，作為軍區的最高軍事機構，長官是都指揮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内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這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又分别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于屯田，大略是學漢朝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一部分軍士守禦，一部分軍士受田耕種。
目的在省去運輸費用，和充裕軍食，減輕國庫的負擔，使戰鬥力和生産力一緻。
跟着内地衛所也先後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作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開頭幾年是免納田租的，到成為熟地後，每畝收稅一鬥，規定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内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希望能達到自足自給的地步。
軍隊裡也和官僚機構一樣，清廉的武官是極少見的，軍士經常被苛斂剝削，朱元璋曾經憤恨地指出：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
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
待到家裡釁市（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閑錢與人？ 正軍本人的衣着雖由官家支給，家屬的卻得自己制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孝敬上官，如何還能添制衣服？軍士活不了，隻好逃亡，隻好兼營副業，做苦力、做買賣全來，軍營就空了，軍隊的士氣、戰鬥力也就差了。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
邊軍糧食發生困難時，政府就用開中法來接濟。
開中法是把運輸費用轉嫁給商人，政府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過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為政府所專利的鹽，開中法讓商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就可以向政府領到等價的鹽，自由販賣，從而獲取重利。
商人會打算盤，索性雇人在邊上開屯，就地繳糧，省去幾倍的運費。
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運費，省事，商人也發了财，皆大歡喜。
而且，邊界荒地開墾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于兵部。
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決策。
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屯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将軍總兵官，統帶出征。
戰事結束，立刻複員，衛軍務回原衛，将軍交回将印，也回原任。
将不專軍，軍無私将，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
唐宋以來的悍将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是完全根絕了。
朱元璋對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閑的，除開在各個部隊裡派義子監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岀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
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準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後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十二人作衛隊，設百戶一人統率，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
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
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視的。
功臣行動，随時随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成的，跟着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模的功臣屠殺。
在作戰時，雖然派有大将軍指揮大軍，指揮戰争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
即使最親信的将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
例如吳元年（1367）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後，又說：“我的見識隻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随着你每意見行着，休執着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
”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将軍知道&hellip&hellip這是我家中坐着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隻揀軍中便當處便行。
”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hellip&hellip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随機應變的勾當。
你也厮活落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師所有的隻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的方針是屠殺，如龍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内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将軍左相國徐達、副将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衆，然而俘獲甚衆，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将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
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
”十二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名。
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旛黃旗招誘
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後被壓平。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照監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并且在監前立一長竿，枭首示衆（這在朱元璋的口語叫枭令，比處死重一等）。
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诽謗冊和驚愚輔教二錄于國子監，到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在奉天門當面訓話整頓學風，他說： 恁學生每聽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着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讷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著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着行。
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着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诽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将來，賞大銀兩個。
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将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
将那犯人淩遲了，枭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
欽此！ 和統制監生一樣，國子監的教官也是在嚴刑重罰的約束之下的。
以祭酒為例，三十多年來的曆任祭酒，隻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讷是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别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得罪放逐，便是被殺。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缢死、枭首示衆、淩遲，一大串刑罰名詞，明初的國子監與其說是學校，不如更合式地說是監獄，是刑場。
不止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所威脅的訓練，造成絕對服從的、無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并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作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作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谕。
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
監生萬能，幾乎無官不可作。
第三，除作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岀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面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査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曆事的（實習），幾乎無事不能作。
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洪武二年擢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
二十六年以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佥事等官），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
“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大體說來，從十五年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作官轉到作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作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査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
至于為什麼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監生作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如上文所說過的，沒有别的人可用，隻能以受過訓練的監生出任高官。
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緻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許多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
至于為什麼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年鬧郭桓貪污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
至于為什麼從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作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作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多從進士科得官，官僚從科舉制度裡出來，國子監失去了培養官僚的獨占地位。
進士釋褐授官，這些官原來都是監生的飯碗，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隻好去作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曆事了。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供給廩膳（公費）的，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法律規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二年頒發禁例十二條于全國學校，镌立卧碑，置于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
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于公門。
”“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
”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替朝廷消弭“非為”。
另一條“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
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
“惟生員不許”，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讨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衆，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衆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這個有号召力量的學生群，他是認清楚他們的力量的。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學&mdash&mdash鄉村小學。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
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财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
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
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将此湊生員之數，欺诳朝廷”。
朱元璋雖然要導民為善，卻對官僚政治無辦法，歎一口氣，隻好把社學停辦，省得“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制度。
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
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
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是一定的，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布政司都是四十人。
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于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
這複試是形式上的，主要意義是讓皇帝自己來主持這論才大典，選拔之權，出于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門生，自然應該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務，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隻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榜眼、探花的名号是禦定的。
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胪。
鄉試由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
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都為翰林官，其他或投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來出題目，文體略仿宋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隻能根據幾家指定的注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
體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稱制義。
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商量決定的。
十五年以後，定制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
每試分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
二場試論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選）一道。
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學校和科舉并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學生的出路。
學生通過科舉便作官，不但忘了學校，也忘了書本，于是科舉日重，學校日輕。
學校和科舉都是制造和選拔官僚的制度，所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現實，也絕不許接觸到現實。
誠如當時人宋濂所說：“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拟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
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
”學校呢？“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于弟子員。
”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複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
科舉人才不讀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加上殘酷的統制管理，嚴格的檢査防範，學校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言論。
于是整個學術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從童生到當國執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術，都以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挨了打是“恩譴”，被斫頭是“賜死”，挨了罵不消說有資格才能挨得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更不會有不是的皇帝，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系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
四、皇權的輪子&mdash&mdash軍隊 皇權的一個輪子是軍隊。
朱元璋在攻克集慶以後，就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
他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征兵制的好處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政府在平時無養兵之費。
壞處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争，便影響到農村的生産。
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适合于大規模的作戰。
募兵制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數量和服役的時間，都可以不受農業生産的限制。
壞處是政府經常要維持大量數目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
而且募的兵來路不明，沒有宗族鄉黨的挂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
理想的辦法是折衷于兩者之間，有兩者的好處，而避免個别的壞處，主要的原則，是要使戰鬥力量和生産力量一緻。
劉基創立的辦法是衛所制度。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統的部隊，也就是郭子興的基本隊伍。
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投降軍。
一種是谪發，指因犯罪被谪發充軍的，也叫做恩軍。
一種叫垛集，即征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
前兩種是定制時原有的武力，後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
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員額的維持，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種族綿延的原則，被應用到武裝部隊裡來，兵營成為武裝的家庭群了。
軍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單獨有軍籍。
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
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
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為優恤。
軍士到戍所時，由宗族替他治裝。
在衛的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将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
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小旗一石二鬥，步軍一石（守城的照數支給，屯田的半支）。
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鬥，無家口的四鬥。
衣服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
軍隊組織分作衛、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為衛，衛有指揮使。
衛分五千戶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戶。
千戶所分十百戶所，所百十二人，有百戶。
百戶有總旗二，小旗十，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人。
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所的分布，根據地理險要，小據點設所，關聯幾個據點的設衛。
集合一個軍區的若幹衛所，又設都指揮使司，作為軍區的最高軍事機構，長官是都指揮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内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這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又分别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于屯田，大略是學漢朝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一部分軍士守禦，一部分軍士受田耕種。
目的在省去運輸費用，和充裕軍食，減輕國庫的負擔，使戰鬥力和生産力一緻。
跟着内地衛所也先後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作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開頭幾年是免納田租的，到成為熟地後，每畝收稅一鬥，規定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内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希望能達到自足自給的地步。
軍隊裡也和官僚機構一樣，清廉的武官是極少見的，軍士經常被苛斂剝削，朱元璋曾經憤恨地指出：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
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
待到家裡釁市（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閑錢與人？ 正軍本人的衣着雖由官家支給，家屬的卻得自己制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孝敬上官，如何還能添制衣服？軍士活不了，隻好逃亡，隻好兼營副業，做苦力、做買賣全來，軍營就空了，軍隊的士氣、戰鬥力也就差了。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
邊軍糧食發生困難時，政府就用開中法來接濟。
開中法是把運輸費用轉嫁給商人，政府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過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為政府所專利的鹽，開中法讓商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就可以向政府領到等價的鹽，自由販賣，從而獲取重利。
商人會打算盤，索性雇人在邊上開屯，就地繳糧，省去幾倍的運費。
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運費，省事，商人也發了财，皆大歡喜。
而且，邊界荒地開墾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于兵部。
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決策。
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屯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将軍總兵官，統帶出征。
戰事結束，立刻複員，衛軍務回原衛，将軍交回将印，也回原任。
将不專軍，軍無私将，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
唐宋以來的悍将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是完全根絕了。
朱元璋對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閑的，除開在各個部隊裡派義子監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岀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
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準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後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十二人作衛隊，設百戶一人統率，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
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
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視的。
功臣行動，随時随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成的，跟着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模的功臣屠殺。
在作戰時，雖然派有大将軍指揮大軍，指揮戰争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
即使最親信的将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
例如吳元年（1367）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後，又說：“我的見識隻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随着你每意見行着，休執着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
”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将軍知道&hellip&hellip這是我家中坐着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隻揀軍中便當處便行。
”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hellip&hellip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随機應變的勾當。
你也厮活落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師所有的隻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的方針是屠殺，如龍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内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将軍左相國徐達、副将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衆，然而俘獲甚衆，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将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
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
”十二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名。
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旛黃旗招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