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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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治軍，都是本分。
春秋時代列國的卿大夫，一到戰時便統率軍隊作戰，前方後方都歸一體（晉名将郤穀以敦詩書禮樂見稱，是個著例）。
到戰國時代，軍事漸趨專業化，軍事學的著作日益增多，軍事學家戰術家戰略家輩出，文官和軍人漸漸開始分别，可是像孟嘗君、廉頗、吳起等人，也還是出将入相，既武且文。
漢代的大将軍、車騎将軍、前将軍、後将軍都是内廷重臣，遇有征伐時，将軍固然應該奉命出征，外廷的大臣如禦史大夫和九卿也時常以将軍号統軍征伐，而且文武互用，将軍出為外廷文官，外廷文臣改官将軍，不分畛域，末年如曹操、孫權都曾舉孝廉，曹操橫槊賦詩，英武蓋世，諸葛亮相蜀，行軍時則為元帥，雖然有純粹的職業軍人如呂布、許褚之流，純粹的文人如華歆、許靖之流，在大體上仍是文武一體。
一直到唐代李林甫當國以前，還是邊帥入為宰相，宰相出任邊帥，内外互用，文武互調。
李林甫作宰相以後，要擅位固寵，邊疆将帥多用胡人，胡人不識漢字，雖然立功，也隻能從軍階爵邑上升遷，不能入主中樞大政，從此文武就判為兩途。
安史亂後的郭子儀，奉天功臣李晟，雖然名義上都是宰相，都是漢人，都通文義，卻并不與聞政事，和前期李靖、李勣出将入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經過晚唐五代藩鎮割據之亂，宋太祖用全力集權中央，罷諸将軍權，地方守令都以文士充任，直隸中樞，文士治國，武士作戰，成為國家用人的金科玉律，由之文士地位日高，武士地位日低，一味重文輕武的結果，使宋朝成為曆史上最不重武的時代。
仁宗時名将狄青南北立功，作了樞密使，一些文士便群起攻擊，逼使失意而死，南宋初年的嶽飛緻力恢複失地，也為宰相秦桧所誣殺。
文武不但分途，而且成為對立的局面。
明代文武的區分更是明顯，文士任内閣部院大臣，武士任官都督府衛所，遇着征伐，必以文士督師，武士統軍陷陣，武士即使官為将軍總兵，到兵部辭見時，對兵部尚書必須長跪。
能彎八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一般青年除非科舉無望，豈肯棄文就武。
緻武士成為隻有技勇膂力而無智識教養的人，在社會上被目為粗人，品質日低，聲譽日降，偶爾有一兩個武士能通文翰吟詠，便群相驚詫，以為儒将。
偶爾有一兩個武士發表對當前國事的意見，便群起攻擊，以為幹政。
結果武士自安于軍陣，本來無教養學識的，以為軍人的職責隻是作戰，不必求學識。
這種心理的普遍化，使上至朝廷，下至闾巷，都以武士不文為當然，為天經地義。
武士這一名詞省去下一半，武而不士，隻好稱為武人了。
近百年來的外患，當國的文士應該負責，作戰的武士，亦應該負責。
七年來的艱苦作戰，文士不應獨居其功，大功當屬于前線流血授命的武士。
就史實所昭示，漢唐之盛之強，宋明之衰之弱，士的文武合一和分立，殆可解釋其所以然。
古代對士的教育和訓練，應加以重視，尤其應該着重道德觀念&mdash&mdash對國家對民族盡責的精神的養成。
提高政治水準，為什麼而戰和有所不為，徹頭徹腦明白戰争的意義。
要提高士的社會地位，必須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須政治水準和社會地位提高，這是今後全國所應全力以赴的課題。
（原載《曆史的鏡子》，生活書店，1946年）
春秋時代列國的卿大夫，一到戰時便統率軍隊作戰，前方後方都歸一體（晉名将郤穀以敦詩書禮樂見稱，是個著例）。
到戰國時代，軍事漸趨專業化，軍事學的著作日益增多，軍事學家戰術家戰略家輩出，文官和軍人漸漸開始分别，可是像孟嘗君、廉頗、吳起等人，也還是出将入相，既武且文。
漢代的大将軍、車騎将軍、前将軍、後将軍都是内廷重臣，遇有征伐時，将軍固然應該奉命出征，外廷的大臣如禦史大夫和九卿也時常以将軍号統軍征伐，而且文武互用，将軍出為外廷文官，外廷文臣改官将軍，不分畛域，末年如曹操、孫權都曾舉孝廉，曹操橫槊賦詩，英武蓋世，諸葛亮相蜀，行軍時則為元帥，雖然有純粹的職業軍人如呂布、許褚之流，純粹的文人如華歆、許靖之流，在大體上仍是文武一體。
一直到唐代李林甫當國以前，還是邊帥入為宰相，宰相出任邊帥，内外互用，文武互調。
李林甫作宰相以後，要擅位固寵，邊疆将帥多用胡人，胡人不識漢字，雖然立功，也隻能從軍階爵邑上升遷，不能入主中樞大政，從此文武就判為兩途。
安史亂後的郭子儀，奉天功臣李晟，雖然名義上都是宰相，都是漢人，都通文義，卻并不與聞政事，和前期李靖、李勣出将入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經過晚唐五代藩鎮割據之亂，宋太祖用全力集權中央，罷諸将軍權，地方守令都以文士充任，直隸中樞，文士治國，武士作戰，成為國家用人的金科玉律，由之文士地位日高，武士地位日低，一味重文輕武的結果，使宋朝成為曆史上最不重武的時代。
仁宗時名将狄青南北立功，作了樞密使，一些文士便群起攻擊，逼使失意而死，南宋初年的嶽飛緻力恢複失地，也為宰相秦桧所誣殺。
文武不但分途，而且成為對立的局面。
明代文武的區分更是明顯，文士任内閣部院大臣，武士任官都督府衛所，遇着征伐，必以文士督師，武士統軍陷陣，武士即使官為将軍總兵，到兵部辭見時，對兵部尚書必須長跪。
能彎八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一般青年除非科舉無望，豈肯棄文就武。
緻武士成為隻有技勇膂力而無智識教養的人，在社會上被目為粗人，品質日低，聲譽日降，偶爾有一兩個武士能通文翰吟詠，便群相驚詫，以為儒将。
偶爾有一兩個武士發表對當前國事的意見，便群起攻擊，以為幹政。
結果武士自安于軍陣，本來無教養學識的，以為軍人的職責隻是作戰，不必求學識。
這種心理的普遍化，使上至朝廷，下至闾巷，都以武士不文為當然，為天經地義。
武士這一名詞省去下一半，武而不士，隻好稱為武人了。
近百年來的外患，當國的文士應該負責，作戰的武士，亦應該負責。
七年來的艱苦作戰，文士不應獨居其功，大功當屬于前線流血授命的武士。
就史實所昭示，漢唐之盛之強，宋明之衰之弱，士的文武合一和分立，殆可解釋其所以然。
古代對士的教育和訓練，應加以重視，尤其應該着重道德觀念&mdash&mdash對國家對民族盡責的精神的養成。
提高政治水準，為什麼而戰和有所不為，徹頭徹腦明白戰争的意義。
要提高士的社會地位，必須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須政治水準和社會地位提高，這是今後全國所應全力以赴的課題。
（原載《曆史的鏡子》，生活書店，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