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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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廷議本以皇帝為最後決定者，而在西洋的議會中則以議會的多數為最後決定者。
”奇怪的是既然皇帝是最後決定者，那麼，明明是獨裁，又怎麼會是議會政治？而且，西洋議會的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中國曆史上參加廷議的官員，不管是兩漢的丞相禦史大夫議郎博士，抑或是宋代的侍從兩制以上，明代的大小九卿，清代的王大臣部院官，總之都是官僚，人民從來沒有選過他們，要他們代而議之，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我是代表某區的人民說話的，不但沒有說，連想也沒有想到過。
參加集議的官僚不但不是民選，不但不是官選黨選，而且全是由皇帝任命的，指派的，不必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參加會議的官僚也不一定全是由科舉出身的人，舉例說，有由父祖的蔭襲得官的，有的是親王勳貴，和科舉根本不相幹。
其次，科舉制度和廷議是兩件事，沒有必然的聯系。
事實上，如秦始皇之命儒生議皇帝名号，漢代之議鹽鐵，議棄朱崖，以至魏晉南北朝的廷臣集議，都在科舉制度成立之前。
一定把兩件事強粘在一起，似乎也不符合史實。
我們最多隻能說，科舉制度制岀行政的官吏，為皇權服務。
但絕不能說“選岀議政的官吏”。
要說是選，我們得問是誰選的？至于立法，皇帝并非法學專家，除了手谕手令以外，要創制法律條文，當然得揀出一批立法的官吏。
這揀字也可以用指派兩字代替。
官僚們既不代表人民，也不議民間疾苦（皇家的事情倒是議的。
）代議制在哪裡？ 三、“上達”什麼？ 科舉出身的人，不一定做官，是對的。
問題是做不到官呢？還是不肯做官？ 科舉出身而做不到官的人，做地方的紳士，領袖與代言人。
這話也是有語病的。
紳士也包括現任官的父兄子弟和退休的官僚。
至于代言人，問題是代誰發言。
假如隻是代表他自己，和地方的紳士、地主、他的門生故舊、他的同一利害的集團發言，維護皇權發言，這是正确的，合于事實的。
假如說是代表那“村子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這話就是有問題了。
代表村子裡的哪一些人呢？地主呢？還是貧農？因為村子本身不會說話，也不會有痛苦等等的。
“紳士的工作”，不知是些什麼？至于紳士在農村的生活，用死的和活的史料，都可以證明，“并不簡單”。
他們的生活當然是“獨立”的，不過，“獨立”的基礎是對村人鄉人的剝削敲詐和勒索。
“決獄”是武斷鄉曲，其實，豈止決獄而已，有的還殺人放火，有的還私立公堂、私設牢獄呢！至于公益，那更是一種私人收益的手段，吃地方飯吃慈善飯的紳士滔滔皆是，肯掏腰包或白盡義務的不能說絕對沒有，恐怕也不很多吧？ 紳和官是一體的，我已在《論紳權》和《再論紳權》兩篇文章裡談得很多。
既然是一體，紳士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當然可以上達。
至于從縣知事把紳士的意見上達給學台，這倒不一定如此。
第一學台&mdash&mdash提督學政官和地方的民政官根本是兩個系統。
第二學台也并非“吏部大員”。
縣官要上達“輿情”，不必經過學台，而學台也未必一定替縣官作傳達員。
誠然，學台是可以在陛見時面陳地方情形，或用書面作報告給皇帝的。
因為學台是欽差，是使臣，在曆史上凡是皇帝的使臣，如兩漢的刺史，唐代的觀察使，宋代的轉運使和提點刑獄公事，明代的巡按禦史巡撫等官，都有權把地方官吏賢否民生利病報告給皇帝。
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根本和人民脫離甚至對立，他們從不到民間去，所聽到的是紳士的陳述，下級官僚的報告所謂“輿情”，也不過如此而已。
使臣奏事是維持皇權的一種方法，和科舉制度似乎不大有關系，和代議制度也似乎說不到一起。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這篇文字的目的，在說明“中國式的代議制度”根本不存在。
“科舉制度”誠然是“中國式”的，但是，決不是“代議制度”。
連“中國式”的“廷議”也完全不是“代議制度”。
選舉固然不一定非花很多錢不可，而花了很多錢辦的選舉，到頭還是“中國式”的，也和“代議制度”完全不相幹。
（原載《觀察》第4卷第14期，1948年5月29日）
”奇怪的是既然皇帝是最後決定者，那麼，明明是獨裁，又怎麼會是議會政治？而且，西洋議會的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中國曆史上參加廷議的官員，不管是兩漢的丞相禦史大夫議郎博士，抑或是宋代的侍從兩制以上，明代的大小九卿，清代的王大臣部院官，總之都是官僚，人民從來沒有選過他們，要他們代而議之，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我是代表某區的人民說話的，不但沒有說，連想也沒有想到過。
參加集議的官僚不但不是民選，不但不是官選黨選，而且全是由皇帝任命的，指派的，不必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參加會議的官僚也不一定全是由科舉出身的人，舉例說，有由父祖的蔭襲得官的，有的是親王勳貴，和科舉根本不相幹。
其次，科舉制度和廷議是兩件事，沒有必然的聯系。
事實上，如秦始皇之命儒生議皇帝名号，漢代之議鹽鐵，議棄朱崖，以至魏晉南北朝的廷臣集議，都在科舉制度成立之前。
一定把兩件事強粘在一起，似乎也不符合史實。
我們最多隻能說，科舉制度制岀行政的官吏，為皇權服務。
但絕不能說“選岀議政的官吏”。
要說是選，我們得問是誰選的？至于立法，皇帝并非法學專家，除了手谕手令以外，要創制法律條文，當然得揀出一批立法的官吏。
這揀字也可以用指派兩字代替。
官僚們既不代表人民，也不議民間疾苦（皇家的事情倒是議的。
）代議制在哪裡？ 三、“上達”什麼？ 科舉出身的人，不一定做官，是對的。
問題是做不到官呢？還是不肯做官？ 科舉出身而做不到官的人，做地方的紳士，領袖與代言人。
這話也是有語病的。
紳士也包括現任官的父兄子弟和退休的官僚。
至于代言人，問題是代誰發言。
假如隻是代表他自己，和地方的紳士、地主、他的門生故舊、他的同一利害的集團發言，維護皇權發言，這是正确的，合于事實的。
假如說是代表那“村子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這話就是有問題了。
代表村子裡的哪一些人呢？地主呢？還是貧農？因為村子本身不會說話，也不會有痛苦等等的。
“紳士的工作”，不知是些什麼？至于紳士在農村的生活，用死的和活的史料，都可以證明，“并不簡單”。
他們的生活當然是“獨立”的，不過，“獨立”的基礎是對村人鄉人的剝削敲詐和勒索。
“決獄”是武斷鄉曲，其實，豈止決獄而已，有的還殺人放火，有的還私立公堂、私設牢獄呢！至于公益，那更是一種私人收益的手段，吃地方飯吃慈善飯的紳士滔滔皆是，肯掏腰包或白盡義務的不能說絕對沒有，恐怕也不很多吧？ 紳和官是一體的，我已在《論紳權》和《再論紳權》兩篇文章裡談得很多。
既然是一體，紳士的痛苦、願望、意見、需要及其他當然可以上達。
至于從縣知事把紳士的意見上達給學台，這倒不一定如此。
第一學台&mdash&mdash提督學政官和地方的民政官根本是兩個系統。
第二學台也并非“吏部大員”。
縣官要上達“輿情”，不必經過學台，而學台也未必一定替縣官作傳達員。
誠然，學台是可以在陛見時面陳地方情形，或用書面作報告給皇帝的。
因為學台是欽差，是使臣，在曆史上凡是皇帝的使臣，如兩漢的刺史，唐代的觀察使，宋代的轉運使和提點刑獄公事，明代的巡按禦史巡撫等官，都有權把地方官吏賢否民生利病報告給皇帝。
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根本和人民脫離甚至對立，他們從不到民間去，所聽到的是紳士的陳述，下級官僚的報告所謂“輿情”，也不過如此而已。
使臣奏事是維持皇權的一種方法，和科舉制度似乎不大有關系，和代議制度也似乎說不到一起。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這篇文字的目的，在說明“中國式的代議制度”根本不存在。
“科舉制度”誠然是“中國式”的，但是，決不是“代議制度”。
連“中國式”的“廷議”也完全不是“代議制度”。
選舉固然不一定非花很多錢不可，而花了很多錢辦的選舉，到頭還是“中國式”的，也和“代議制度”完全不相幹。
（原載《觀察》第4卷第14期，194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