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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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道德和統治階級的道德是對立的，無産階級對封建道德、資産階級的道德隻能批判，不能繼承；第二，道德是上層建築，是從不同社會、不同經濟基礎上産生、發展的，它反過來又為下層基礎服務，保衛本階級的利益；第三，無産階級道德的經濟基礎是全民所有制，它通過三大革命&mdash&mdash階級鬥争、生産鬥争、科學實驗而成長、壯大、提高、發展，一句話，是通過階級鬥争、實踐而形成的。
和封建、資産階級的道德絕無共通之處。
由此，也牽涉到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我曾經強調“評價曆史人物要從生産鬥争和階級鬥争出發，歸結為階級的活動。
”這是正确的。
但又說：“評價曆史人物是依據今時今地的标準呢？還是依據當時當地的标準？”這就有問題了，把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曆史時期，和同時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須這樣做的。
其次，當時當地的标準是什麼标準呢？是封建官僚的标準，還是人民大衆的标準？這裡就有一個階級分析的根本問題。
由此看來，我的思想深處，同時有正确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有一點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義的、資産階級的、形式主義的思想。
以此，有時候寫對了，更多時候寫錯了。
兩種對立的東西經常在頭腦中作鬥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沒有挂帥，正确的思想沒有在頭腦中确立統治的地位，所以犯錯誤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我現在認識到，一方面，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黨的教育、培養、關懷下，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
但在另一方面，學術思想上的階級立場，卻還基本上是舊的、老的、資産階級的，以至還有封建的東西，沒有注意，沒有警惕，反而自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了，放松了自我改造，問題就出在這裡！毛病也就出在這裡！ 我也曾說過：“有人批評是好事，不是壞事。
”我在1958年以前，沒有寫文章。
沒有寫，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沒有錯誤的東西，不過沒有暴露出來罷了。
1958年以後，我也躍進了，不但寫，而且大寫特寫，越寫越多，暴露出來的錯誤也就越多。
經過批評，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轉變立場，這樣，至少，犯過的錯誤，經過批評以後不會重犯了。
要是不寫，不暴露，這些錯誤的東西會在思想中發黴，會使你中毒，最後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道德的批判繼承和《海瑞罷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評，對我說來，确是好事，這使我重新認識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變世界觀、立場、觀點；促使我重新學習，改造自己，好處是說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場 讀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許多同志的批評文章以後，才初步認識到《海瑞罷官》發表和演出後的惡劣作用。
再去重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指教我們：“文藝批評有兩個标準，一個是政治标準，一個是藝術标準&hellip&hellip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
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準。
”拿這個标準，即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來檢驗《海瑞罷官》，性質是十分嚴重的，效果是十分惡劣的。
盡管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劇本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寫成的，但是《北京文藝》的發表，北京京劇團的演出，卻是1961年年初的事，出單行本是在這一年的8月。
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會上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大肆叫嚣什麼“平冤獄”，要求“退田”等等，階級鬥争是客觀存在，在這樣情況下，《海瑞罷官》的發表、演出、出版，在社會實踐中，會給讀者和觀衆什麼效果呢？讀者和觀衆并不會去追究這個劇本是什麼時候、年月寫的，他們是在1961年讀到、看到的，這是一個鐵生生的事實。
他們讀了看了以後，自然而然會把劇本和這種風、那種風聯系起來，江西上饒縣中學朱彥同學已經指出，在1962年，有個壞分子就把這個劇本和要求單幹退田聯系起來了。
這是多麼嚴重的惡劣的效果！還有，這個劇本“反映”什麼呢？向海瑞“學習”些什麼呢？不言而喻，這種“反映”、“學習”給黨和國家、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帶來多大的損失！這個劇本在社會實踐、在社會大衆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我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卻寫出這樣的劇本！而且，經過五年的長時期，對這樣具有嚴重性質的問題，卻麻木不仁，無動于衷。
甚至在北京京劇團演出幾場以後，就停演了，為什麼？沒去想。
甚至在兩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這個問題，還是不肯動腦子，引起反省，隻推說是1960年寫的，便自以為了事了。
現在檢查起來，這種态度是對當前政治的嚴重不負責任，是對黨、人民事業的嚴重不負責任，決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來推卸這個責任，這個錯誤。
由此再進一步認真嚴肅地進行檢查，“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毛主席說：“一個人做事隻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隻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又如一個黨，隻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
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确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
”我寫了《海瑞罷官》以後，雖然沒有照老樣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問題以後，還不知道承認錯誤，改正錯誤，這不是立場問題又是什麼呢！其次，我在《海瑞罷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為都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的，這是正确的。
但是為了突出海瑞這個人物，把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曆史家一切歌頌他的話，不加具體分析，都在我的一些關于海瑞的文章和劇本裡原封不動地表達出來了。
這些曆史家是一些什麼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階級。
當時農民是沒有文化的，當然沒有農民的著作流傳下來。
即使有個把民間藝人創作的關于歌頌海瑞的作品，那也還不是受了封建曆史家的影響。
就這樣，我的關于海瑞的若幹叙述、描寫、刻劃，關于其他曆史人物的叙述、描寫、刻劃，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曆史家坐在一條闆凳上了。
和封建曆史家坐在一條闆凳上，這不是立場問題又是什麼？ 既然錯了，那也不要緊，改了就是了。
但我沒有改，在1960年寫完以後，又在1961年8月加序出單行本，這就是錯上加錯了，性質也就更加嚴重了。
為什麼會犯這樣嚴重性質的錯誤呢？毛主席在評價五四運動時說：“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
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産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
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
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曆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
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重讀這一段，好像就是針對我的批評。
不是嗎？我就是形式主義地看曆史問題，好的就是絕對的好嗎？一切皆好嗎？我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沒有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方法。
盡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為已經在政治上擺脫超階級觀點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對待曆史人物問題上，卻還是資産階級的方法，形式主義地看問題，不但沒有擺脫資産階級觀點，甚至還被封建地主階級的觀點所俘虜。
這個嚴重性質錯誤的揭發，對我是一個極為有益的教訓。
我對于這個錯誤，“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hellip&hellip同時也隻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場”。
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誠心誠意地寫了這篇自我批評。
在檢查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問題的本質，認識到這不止是一個學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問題；不止是一個曆史人物評價問題，而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不止是一個個别曆史事實問題，而是用什麼思想指導，用資産階級的形式主義，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曆史人物、曆史事件，還是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曆史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方法去分析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問題；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兩種思想方法、兩種觀點、兩條道路的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思想、學術戰線上的兩條道路問題。
認識了，不等于問題就此解決了，還要通過實踐，通過鬥争，才能改造思想，轉變立場，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場。
我就以這篇自我批評為起點，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後，參加這個“興無滅資”的鬥争，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争。
最後，我這個自我批評還隻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後還要繼續檢査，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錯誤，轉變立場。
感謝并期待着同志們的批評。
12月24日 （原載《北京日報》，1965年12月27日）
和封建、資産階級的道德絕無共通之處。
由此，也牽涉到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我曾經強調“評價曆史人物要從生産鬥争和階級鬥争出發，歸結為階級的活動。
”這是正确的。
但又說：“評價曆史人物是依據今時今地的标準呢？還是依據當時當地的标準？”這就有問題了，把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曆史時期，和同時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須這樣做的。
其次，當時當地的标準是什麼标準呢？是封建官僚的标準，還是人民大衆的标準？這裡就有一個階級分析的根本問題。
由此看來，我的思想深處，同時有正确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有一點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義的、資産階級的、形式主義的思想。
以此，有時候寫對了，更多時候寫錯了。
兩種對立的東西經常在頭腦中作鬥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沒有挂帥，正确的思想沒有在頭腦中确立統治的地位，所以犯錯誤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我現在認識到，一方面，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黨的教育、培養、關懷下，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
但在另一方面，學術思想上的階級立場，卻還基本上是舊的、老的、資産階級的，以至還有封建的東西，沒有注意，沒有警惕，反而自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了，放松了自我改造，問題就出在這裡！毛病也就出在這裡！ 我也曾說過：“有人批評是好事，不是壞事。
”我在1958年以前，沒有寫文章。
沒有寫，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沒有錯誤的東西，不過沒有暴露出來罷了。
1958年以後，我也躍進了，不但寫，而且大寫特寫，越寫越多，暴露出來的錯誤也就越多。
經過批評，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轉變立場，這樣，至少，犯過的錯誤，經過批評以後不會重犯了。
要是不寫，不暴露，這些錯誤的東西會在思想中發黴，會使你中毒，最後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道德的批判繼承和《海瑞罷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評，對我說來，确是好事，這使我重新認識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變世界觀、立場、觀點；促使我重新學習，改造自己，好處是說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場 讀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許多同志的批評文章以後，才初步認識到《海瑞罷官》發表和演出後的惡劣作用。
再去重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指教我們：“文藝批評有兩個标準，一個是政治标準，一個是藝術标準&hellip&hellip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
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标準。
”拿這個标準，即在社會大衆中産生的效果來檢驗《海瑞罷官》，性質是十分嚴重的，效果是十分惡劣的。
盡管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劇本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寫成的，但是《北京文藝》的發表，北京京劇團的演出，卻是1961年年初的事，出單行本是在這一年的8月。
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會上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大肆叫嚣什麼“平冤獄”，要求“退田”等等，階級鬥争是客觀存在，在這樣情況下，《海瑞罷官》的發表、演出、出版，在社會實踐中，會給讀者和觀衆什麼效果呢？讀者和觀衆并不會去追究這個劇本是什麼時候、年月寫的，他們是在1961年讀到、看到的，這是一個鐵生生的事實。
他們讀了看了以後，自然而然會把劇本和這種風、那種風聯系起來，江西上饒縣中學朱彥同學已經指出，在1962年，有個壞分子就把這個劇本和要求單幹退田聯系起來了。
這是多麼嚴重的惡劣的效果！還有，這個劇本“反映”什麼呢？向海瑞“學習”些什麼呢？不言而喻，這種“反映”、“學習”給黨和國家、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帶來多大的損失！這個劇本在社會實踐、在社會大衆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我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卻寫出這樣的劇本！而且，經過五年的長時期，對這樣具有嚴重性質的問題，卻麻木不仁，無動于衷。
甚至在北京京劇團演出幾場以後，就停演了，為什麼？沒去想。
甚至在兩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這個問題，還是不肯動腦子，引起反省，隻推說是1960年寫的，便自以為了事了。
現在檢查起來，這種态度是對當前政治的嚴重不負責任，是對黨、人民事業的嚴重不負責任，決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來推卸這個責任，這個錯誤。
由此再進一步認真嚴肅地進行檢查，“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毛主席說：“一個人做事隻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隻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
又如一個黨，隻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
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确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
”我寫了《海瑞罷官》以後，雖然沒有照老樣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問題以後，還不知道承認錯誤，改正錯誤，這不是立場問題又是什麼呢！其次，我在《海瑞罷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為都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的，這是正确的。
但是為了突出海瑞這個人物，把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曆史家一切歌頌他的話，不加具體分析，都在我的一些關于海瑞的文章和劇本裡原封不動地表達出來了。
這些曆史家是一些什麼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階級。
當時農民是沒有文化的，當然沒有農民的著作流傳下來。
即使有個把民間藝人創作的關于歌頌海瑞的作品，那也還不是受了封建曆史家的影響。
就這樣，我的關于海瑞的若幹叙述、描寫、刻劃，關于其他曆史人物的叙述、描寫、刻劃，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曆史家坐在一條闆凳上了。
和封建曆史家坐在一條闆凳上，這不是立場問題又是什麼？ 既然錯了，那也不要緊，改了就是了。
但我沒有改，在1960年寫完以後，又在1961年8月加序出單行本，這就是錯上加錯了，性質也就更加嚴重了。
為什麼會犯這樣嚴重性質的錯誤呢？毛主席在評價五四運動時說：“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
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産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
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
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曆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
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重讀這一段，好像就是針對我的批評。
不是嗎？我就是形式主義地看曆史問題，好的就是絕對的好嗎？一切皆好嗎？我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沒有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方法。
盡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為已經在政治上擺脫超階級觀點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對待曆史人物問題上，卻還是資産階級的方法，形式主義地看問題，不但沒有擺脫資産階級觀點，甚至還被封建地主階級的觀點所俘虜。
這個嚴重性質錯誤的揭發，對我是一個極為有益的教訓。
我對于這個錯誤，“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hellip&hellip同時也隻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場”。
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誠心誠意地寫了這篇自我批評。
在檢查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問題的本質，認識到這不止是一個學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問題；不止是一個曆史人物評價問題，而是一個階級立場問題；不止是一個個别曆史事實問題，而是用什麼思想指導，用資産階級的形式主義，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曆史人物、曆史事件，還是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曆史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方法去分析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問題；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兩種思想方法、兩種觀點、兩條道路的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思想、學術戰線上的兩條道路問題。
認識了，不等于問題就此解決了，還要通過實踐，通過鬥争，才能改造思想，轉變立場，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場。
我就以這篇自我批評為起點，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後，參加這個“興無滅資”的鬥争，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争。
最後，我這個自我批評還隻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後還要繼續檢査，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錯誤，轉變立場。
感謝并期待着同志們的批評。
12月24日 （原載《北京日報》，1965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