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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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

    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末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道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需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顆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

     郭桓是戶部侍郎。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财破人亡。

    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

    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

    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刑官的頭來平衆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的諒解。

    一年後,他又特别指出:“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于贓貪。

    ”可見殺這些貪官污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

    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還是那麼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作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貪贓的罪,由此可見專制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污,是不可能有什麼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作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随時随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過日子。

    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隻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

    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作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诽謗,皆說朝廷官難做。

    ”大不敬,非殺不可。

    沒有作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作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寇去左手大指,立誓不作官,被拿赴京師面審,元璋氣虎虎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

    ”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着皇帝的痛處: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将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枭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

     特派法司押回原籍處決。

    蘇州人才姚潤、王谟被征不肯作官,也都被處死,全家籍沒。

     洪武朝朝臣幸免于屠殺的,隻有幾個例子:一個是大将信國公湯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比元璋大三歲。

    起兵以後,諸将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鬧别扭,不聽使喚,隻有湯和規規矩矩,小心聽話,服從命令。

    到晚年,徐達、李文忠死已多年,湯和宿将功高,明白老夥伴脾氣,對于諸大将兵權在握心裡老大不願意,苦的是嘴裡說不出。

    他便首先告老交回兵權,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蓋府第,賞賜稠渥,特别優厚,算是僥幸老死在床上。

    一個是外戚郭德成,郭甯妃的哥哥。

    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爬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岀稀稀的幾根頭發,元璋笑着說:“醉瘋漢,頭發秃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

    ”德成仰頭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

    ”元璋不作聲。

    德成酒醒,才知道闖了大禍,怕得要死,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

    元璋信以為真,告訴甯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個如此,真是瘋漢。

    ”不再在意,黨案起後,德成居然漏網。

    一個是禦史袁凱。

    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複訊。

    皇太子主張從寬。

    袁凱回報,元璋問:“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話,隻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東宮要赦免是慈心。

    &rsquo&lsquo元璋大怒,以為袁凱兩頭讨好,腳踏兩頭船,老滑頭,要不得。

    袁凱大懼,假裝瘋癫。

    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齒,忍住不喊痛。

    回家後,自己拿鐵鍊鎖住脖子,蓬頭垢面,滿口瘋話,元璋還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作官,袁凱瞪眼對使者唱月兒高曲,爬在籬笆邊吃狗屎,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才不追究。

    這一次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凱預先叫人用炒面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爬着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 吳人嚴德珉由禦史升左佥都禦史,因病辭官,犯了忌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布衣徒步作老百姓,誰也不知道他曾作過官,到宣德時還很健朗。

    一天因事被禦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

    禦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珉便是老夫。

    禦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着鋪蓋走了。

    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什麼罪過,德珉說了詳情,并說先時國法極嚴,作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

    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裡連說“聖恩!聖恩!” 元璋有一天岀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

    ”墨迹還新鮮,是剛畫剛寫的,趕緊使人去搜索,已經不見了。

    這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不過,所代表的當時人的情緒卻是真實的。

     二、文字獄 雖然在《大明律》上并沒有這一條,說是對皇帝的文字有許多禁忌,違犯了就得殺頭,但是,在明初,百無是處的文人,卻為了幾個方塊字,不知道被屠殺了多少人,被毀滅了多少家族。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

    例如朱元璋從小窮苦,當過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頭,沒有頭發,因之不但“光”、“秃”這一類字犯忌諱,就連“僧”這個字也被讨厭,推而廣之,連和僧字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

    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士大夫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的,作過賊的最恨人提起賊字,不管說的是誰,總以為罵的是他,推而廣之,連和賊字形相象的“則”字也看着心虛了。

    這一類低能的護短的禁忌心理,在平常人,最多是罵一場,打一架,可是皇帝就不同了,嚴重了,一張嘴,一個條子,就是砍頭、抄家、滅族。

    法律,刑章,不過為對付老百姓用的,皇帝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而且,還可以為自己的方便,臨時添進一兩款,弄得名正言順;要不然,作皇帝的圖的是什麼來? 大明帝國的第一代皇帝,從小失學,雖然曾經在皇覺寺混了一些日子,從佛經裡生吞活剝認了幾個字,後來在行伍裡和讀書人搞在一起,死命記,刻苦學,到發迹了,索性請了許多文人學者來講學,更明白往古還有許多大道理。

    可是,到底根基差,認字不太多,學問不到家,許多字認不真,加上心虛護短的自卑心理,憑着有百萬大軍的威風,濫用權力,就随随便便糊裡糊塗殺了無數文人,造成明初的文字獄。

     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現象就是賣弄身份。

    論出身,既不是像周文王那樣的王子王孫,也不是隋文帝那樣世代将門;論祖先,既搬不出堯子舜孫那一套,也不會像唐朝拉李耳、宋朝造趙玄朗那玩意;父親祖父是佃農,外祖是巫師,沒什麼值得誇耀的。

    為了怕人讪笑,索性強調自己是無根基的,沒來頭的,不是靠祖宗先人基業起家的。

    在口頭上,在文字上,甚至在正式的诏書上,一張嘴,一動筆,總要插進“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一類的話;尤其是“布衣”這一名詞,仔細研究他的诏書,差不多很難找出不提這兩個字的。

    強烈的自卑感表現為自尊,自尊為同符漢高祖,原來曆史上的漢高祖也和他一樣,是個平民岀身的大皇帝。

    不斷地數說,成為賣弄,賣弄他赤手空拳,沒一寸地打出來的天下。

    可是,盡管他左一個“布衣,右一個“布衣”,以至“寒微”之類,一套口頭禅,像是說得很利落,卻絕不許人家如此說,一說就以為是挖苦他的根基,又是一場血案。

     其實,他又何嘗不想攀一個顯赫知名的人作祖宗,隻是被人點破,不好意思而已。

    據說,當他和一批文臣商量修《玉牒》(家譜)的時候,原來打算拉宋朝的朱熹作祖先的。

    恰好一個徽州人姓朱作典史的來朝見,他打算拉本家,就問:“你是朱文公的子孫嗎?”這人不明底細,又怕撒謊會闖禍,隻好回說不是。

    他一想,區區的典史尚且不肯冒認别人作祖宗,堂堂大皇帝又怎麼可以?而且幾代以前也從沒有聽說和徽州有過瓜葛,萬一硬聯上,自給人作子孫倒不打緊,被識破了落一個話柄,如何值得?隻好打消了這念頭,不作名儒的後代,卻向他的同志漢高祖去看齊了。

     文字獄的經過如此: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逢年過節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喜慶所上的表箋,照例委托學校教官代作。

    雖然都是陳詞濫調刻闆一套頌聖的話,朱元璋偏喜歡仔細閱讀,挑出恭維話來娛悅自己。

    當然也知道這些話隻是文字的堆砌,沒有真感情,不過,總算綜合了文字上的好字眼來歌頌,看了也不由得肌肉發松,輕飄飄有飛上雲霧裡的快感,緊繃繃的臉腮上有時候也不免浮出一絲絲的笑意來。

    不料看多了,便出問題:怎麼全是說我好的?被屠宰的豬羊會對屠夫讨好感謝?推敲又推敲,總覺得有些字在紙上跳動,在說你這個暴君,這個屠戶,窮和尚,小叫花,反賊,強盜,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苦惱他的心靈。

     他原來不是使小心眼的人,更不會挑剔文字。

    從渡江以後,很得到文人的幫忙。

    開國以後,朝儀制度,軍衛、戶籍、學校等等典章規程又多出于文人的計劃,使他越發看重文人,以為治國非用文人不可。

    百戰功高的勳臣們很感覺不平,以為我們流血百戰,卻讓這些瘟書生來當權,多少次向皇帝訴說,都不理會。

    商量多時,生出主意,一天又向皇帝告狀,元璋還是那一套老話,說是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總之,治天下是非文人不可的。

    有人就說:“不過文人也不能過于相信,太相信了會上當的。

    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毀謗,拿話刺人,譬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儒生,好房子,大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作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有人取為士誠。

    ”元璋說:“不錯呵,這名字不錯。

    ”那人說:“不然,上大當了。

    《孟子》上有&lsquo士,誠小人也。

    &rsquo把這句話連起來,割裂起來念,就讀成&lsquo士誠,小人也。

    &rsquo罵他是小人,他哪裡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

    ”元璋聽了這番話,正中痛處,從此加意讀表箋,果然滿紙都是和尚賊盜,句句都是對着他罵的,有的成語,轉彎抹角揣摩了半天,也是損他的,一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