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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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這四者實在是一個東西。

    雖然在不同的場合,同一個人可能具有幾種身份,然而,在本質上,到底還是一個。

    在這裡,為了讨論上的方便,我們還是不能不按照這四個不同的名詞,分開來讨論所謂“士大夫”。

     平常,我們講到士大夫的時候,常常就會聯想到現代的“知識分子”。

    這就是說,士大夫與知識分子,兩者間必然有密切的關系。

    官僚是就士大夫在官位時的稱号,紳士則是士大夫的社會身份。

    本來,士大夫是封建社會的标準産物,而知識分子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标準産物。

    或者說,今日的知識分子,在某些方面相當于過去時代的士大夫,過去的士大夫有若幹的特性還殘存在今日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裡面。

     從曆史上來看,大夫原來在士之上,大夫是王侯的家臣,而士則是大夫的家臣。

    古代的士,原是武士,主要的職責是從事戰争,是武士而非文士。

    一向被王侯大夫養着,叫作養士,這裡所謂“養”,正和養雞養豬養牲口同一道理,同一性質。

    “食人之祿,忠人之事。

    ”受誰豢養,給誰效勞,吃誰的飯,替誰作事,有奶便是娘,要想吃得肥吃得飽就得賣命去幹。

    到後來由于社會的動蕩變化,王侯貴族失去了所繼承的一切,不但沒有人養得起士,連原來養士的人也不能不被人所養了。

    這時候,士不可能再捧着舊衣缽,吃閑飯,隻好給人家講講故事,教書,辦事,打雜,作傧相辦紅白大事,作秘書跑腿過日子,于是一變而為文士,從幫兇變成幫閑的。

    跟着,找到了新路,不是作王侯的家臣,而是從選舉征辟等途徑,攀上了高枝兒,作皇帝的食客雇工,搖身一變為大夫,為官僚。

    于是,幾千年來,士大夫聯成了一個名詞,具有特定的内容、特征。

     士大夫的内容,特征是什麼呢?分析地說: 第一,士大夫有享受教育機會的特權,獨占知識,囤積知識,出賣知識,“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知識商品化,就這點而論,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識分子完全一樣。

     過去的國立學校,無論是太學、國子學、國學,以至國子監等等,學生入學的資格是依父祖的官位品級,平民子弟極少機會入學,甚至完全不許入學。

     第二,士大夫的地位,處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上面是定于一尊的帝王,下面是芸芸的萬民。

    對主子說是奴才,奴才是應該忠心替主人服務的,依權附勢,從服務得到權位和利益,分享殘羹剩飯。

    對人民說,他們又是主子了,法外的榨取、剝削、誅求,兼并土地,包庇賦稅,走私囤積,無所不用其極。

    對上面是一副奴顔婢膝的臉孔,對下面是另一副威風凜凜的臉孔,這兩副面孔正如《鏡花緣》裡所描寫的,對人一副笑臉,背後的一副用布蒙住,士大夫用的這塊布,上面寫着“仁義道德”四個大字。

    對主子勸行王道、仁政,采取寬容作風,留母雞下蛋。

    對人民,欺騙,威吓,麻醉,制造出種種理論,來掩飾剝削的勾當。

    比如大家都反饑餓,他們曾說:“沒飯吃,平常事。

    飯該給有功的人吃,因為人家在保護你們。

    為什麼要吵吵鬧鬧呢?何況有的是草根,樹皮!”甚至說:“要那麼些錢幹什麼,已經差強人意了,還要鬧,失去清高身份!”理論沒人理,跟着是刑罰,所謂“齊之以刑”。

    再不生效,更嚴重的一套就來了。

    兩面作風,其實是一個道理,就是不要變,不要亂。

    如果非變不可,也要慢慢地變,一點一滴地變,溫和地變,萬萬不能亂,為的是一變就不能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亂更不得了,簡直要從根挖掉他們的基業。

    他們要保持現狀,要維持原來的社會秩序,率直一點說,也就是維持自己的财産和地位,這類人用新名詞說,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

     第三,士大夫享有種種特權,例如,免賦權,免役權,作各級官吏之權,居鄉享受特殊禮貌之權,包辦地方事業之權,打官司奔走公門之權,作買賣走私漏稅之權,畜養奴婢之權,子孫繼承官位,和受教育之權等等。

    老百姓要繳納田租,他們可以不繳,法律規定,官品越高,免賦越多,占有土地的負擔越小,造成了經濟地位的優越。

    老百姓要抽壯丁,“有吏夜捉人”,不管三丁抽一或是五丁抽二,總之是要岀人,但是,士大夫卻不必服役,例如南北朝時代士族不服兵役,明朝也有“家裡出了個生員,就可免役二丁”的規定。

    說到做官,這本是士大夫的本分,即使不做官了,在鄉作紳士,也還享有特殊禮貌,老百姓連和紳士同起坐、同桌吃飯都是不許可的。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