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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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屠殺
洪武廿八年（1395年）正式頒布《皇明祖訓》。
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無人敢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
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
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
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
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
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岀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
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
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和《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斬、絞、徙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徙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作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
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十八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發于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
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
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
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的“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顧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
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作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二而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
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上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作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
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
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
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宜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申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高級軍官毛骧、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玙，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詳細記錄公布，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
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二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禦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厮把作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
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 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
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
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帶官軍到衛，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一直到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
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作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借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
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是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誅，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着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
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
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國規模時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很準，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緻回家，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
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
這兩個元勳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
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
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
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
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
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
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作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止取已許配的少女作宮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
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儆，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
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無人敢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
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
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
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
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
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岀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
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
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和《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斬、絞、徙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徙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作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
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十八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發于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
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
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
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專決的權力，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的“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顧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
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作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二而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
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上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作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
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
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
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宜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申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高級軍官毛骧、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玙，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詳細記錄公布，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
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二千兩銀子，何家子弟到禦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厮把作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
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 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
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
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帶官軍到衛，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一直到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
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作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借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
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是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誅，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着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
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
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國規模時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很準，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緻回家，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
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
這兩個元勳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
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
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
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
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
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
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作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止取已許配的少女作宮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
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儆，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