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霓裳續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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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真詩人的真創作來比較，正如我們早年照了《詩學梯階》（
GradusandParnassum
）而謅出來的一樣，相去很遠。
要證明通行的曲說，說一件大藝術品可以是一個群衆或委員會的出産品，這是心理學地困難的事，至于真有價值的民間文藝品之集團的撰作說，幹脆地說來，那在我看來簡直是夢話罷了。
” 好立得的話或者在許多人要聽了不喜歡，這個暫且不管，隻是引用一部分來考察剛才所說的民歌集，我相信是很有好些用處的。
《霓裳》《白雪》的詩我恐怕她的來源不在桑間濮上，而是花間草堂，不，或者且說太平陽春之間罷。
《霓裳續譜》編者王楷堂的序裡也曾說起，“餘竊惟漢魏以來，由樂府變為歌行，由歌行變為詞曲，歐蘇辛柳而外，花間得其韻，實甫得其情，竹塢得其清華，草堂得其樸茂，逮近代之臨川文長雲亭天石笠翁悔庵諸公，緣情刻羽，皆足鬯其喜怒哀樂之懷，其詞精警，其趣悠長。
”這并不是書呆子妄發不相幹的議論，來填湊序文，實在是他感覺到這個淵源，不過他還不能切實地知道，這些“優伶口技之餘”老實不客氣地乃即是這赫赫世家的末流而已。
我猜想集中詩歌的來源可以有兩類。
其一是文人的作品，其中又有真的好詩，不過當然極少，不知有無百分之一，以及巧妙地或不巧妙地将陳言重排而成的韻文。
其二是優伶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可以分類如上文。
至于是否含有确由集團創造，直表民衆真心的作品在内，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事。
本來文人與優伶也何嘗不是民衆呢，但他們到底還是個人，而且文人的思想為士大夫階級所限，優伶不準應試，而其思想卻也逃不出士大夫階級的羁絆，到了文字方面尤甚，所以文人的與優伶的文學差不多就無分别，都成為某一種的因襲了。
我以前覺得中國自大元帥以至于庶人幾乎人生觀全是一緻，很以為奇，随後看出這人生觀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恐與西洋的所謂布耳喬亞有殊，故恕不引用新名詞，）而一樣地通行于農工商，又極以為怪，現在這才明白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中國民衆就一直沿用上一階級的思想，并保留一點前一時期的遺迹。
這個問題怕得拉開去，我現在隻在民歌——前代集錄的兩部民歌上來看，很感到上面所述的情形之的确。
可是，說到這裡話又已脫了線，因為這又拉了民歌去說明社會情形，而我的本意隻想就文學範圍來談談罷了。
據我現在的意見，這類民歌集，即舉《霓裳續譜》為例，我們第一要緊是當作文學去研究或賞鑒，不要離開了文學史的根據而過分地估價，特别是憑了一時的感情作用。
我把她認作小令套數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從詩歌的祖母這把高椅子上拉了下來，硬派作詞曲的孫女兒，坐在小杌子上，我曉得一定有人很不滿意，或認為反動的議論亦未可知，不過我相信在她文辭情意的因襲上很有明顯的形迹可見，隻要請精通詞曲小令的人細加考校當可知其真相，我不過是一名苦力小工，把地面耙平一點，至于正式的建築，我還得伫俟這方面的專家的明教。
從前創造社的一位先生說過，中國近來的新文學運動等等都隻是浪漫主義的發揮，歌謠研究亦是其一，大家當時大為民衆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于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态度，冷靜地來探讨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我在上邊把《霓裳續譜》說了一大套，仿佛真是替衣萍在台房裡倒喝采似的，其實自然不是，我隻說明這類民歌不真是民衆的創作，她的次序不是在文學史之首而是其末，至于其固有的價值原不因此而有所減卻，這是我所要聲明的。
《霓裳續譜》出闆在《白雪遺音》之前，雖然現在還沒有那麼名貴，但也總是不甚易得了，衣萍這回加以整理，重刊行世，确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這集子裡頗有不少的好詩，可以和《白雪》比較，其次這些都是北京像姑們所唱的小曲，而其歌詞又似多出文人手筆，其名字雖無可考，很令人想起旗亭畫壁時的風俗，假如有人搜集這類材料，作文學史的研究，考察詩歌與倡優的關系，也是很有價值的工作，其重要或未必下于年号氏族等的研究欤。
十九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平。
要證明通行的曲說，說一件大藝術品可以是一個群衆或委員會的出産品，這是心理學地困難的事，至于真有價值的民間文藝品之集團的撰作說，幹脆地說來，那在我看來簡直是夢話罷了。
” 好立得的話或者在許多人要聽了不喜歡，這個暫且不管，隻是引用一部分來考察剛才所說的民歌集，我相信是很有好些用處的。
《霓裳》《白雪》的詩我恐怕她的來源不在桑間濮上，而是花間草堂，不，或者且說太平陽春之間罷。
《霓裳續譜》編者王楷堂的序裡也曾說起，“餘竊惟漢魏以來，由樂府變為歌行，由歌行變為詞曲，歐蘇辛柳而外，花間得其韻，實甫得其情，竹塢得其清華，草堂得其樸茂，逮近代之臨川文長雲亭天石笠翁悔庵諸公，緣情刻羽，皆足鬯其喜怒哀樂之懷，其詞精警，其趣悠長。
”這并不是書呆子妄發不相幹的議論，來填湊序文，實在是他感覺到這個淵源，不過他還不能切實地知道，這些“優伶口技之餘”老實不客氣地乃即是這赫赫世家的末流而已。
我猜想集中詩歌的來源可以有兩類。
其一是文人的作品，其中又有真的好詩，不過當然極少，不知有無百分之一，以及巧妙地或不巧妙地将陳言重排而成的韻文。
其二是優伶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可以分類如上文。
至于是否含有确由集團創造，直表民衆真心的作品在内，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事。
本來文人與優伶也何嘗不是民衆呢，但他們到底還是個人，而且文人的思想為士大夫階級所限，優伶不準應試，而其思想卻也逃不出士大夫階級的羁絆，到了文字方面尤甚，所以文人的與優伶的文學差不多就無分别，都成為某一種的因襲了。
我以前覺得中國自大元帥以至于庶人幾乎人生觀全是一緻，很以為奇，随後看出這人生觀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恐與西洋的所謂布耳喬亞有殊，故恕不引用新名詞，）而一樣地通行于農工商，又極以為怪，現在這才明白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中國民衆就一直沿用上一階級的思想，并保留一點前一時期的遺迹。
這個問題怕得拉開去，我現在隻在民歌——前代集錄的兩部民歌上來看，很感到上面所述的情形之的确。
可是，說到這裡話又已脫了線，因為這又拉了民歌去說明社會情形，而我的本意隻想就文學範圍來談談罷了。
據我現在的意見，這類民歌集，即舉《霓裳續譜》為例，我們第一要緊是當作文學去研究或賞鑒，不要離開了文學史的根據而過分地估價，特别是憑了一時的感情作用。
我把她認作小令套數的支流之通俗化，便是把她從詩歌的祖母這把高椅子上拉了下來，硬派作詞曲的孫女兒，坐在小杌子上，我曉得一定有人很不滿意，或認為反動的議論亦未可知，不過我相信在她文辭情意的因襲上很有明顯的形迹可見，隻要請精通詞曲小令的人細加考校當可知其真相，我不過是一名苦力小工，把地面耙平一點，至于正式的建築，我還得伫俟這方面的專家的明教。
從前創造社的一位先生說過，中國近來的新文學運動等等都隻是浪漫主義的發揮，歌謠研究亦是其一，大家當時大為民衆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于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态度，冷靜地來探讨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我在上邊把《霓裳續譜》說了一大套，仿佛真是替衣萍在台房裡倒喝采似的，其實自然不是，我隻說明這類民歌不真是民衆的創作，她的次序不是在文學史之首而是其末，至于其固有的價值原不因此而有所減卻，這是我所要聲明的。
《霓裳續譜》出闆在《白雪遺音》之前，雖然現在還沒有那麼名貴，但也總是不甚易得了，衣萍這回加以整理，重刊行世，确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這集子裡頗有不少的好詩，可以和《白雪》比較，其次這些都是北京像姑們所唱的小曲，而其歌詞又似多出文人手筆，其名字雖無可考，很令人想起旗亭畫壁時的風俗，假如有人搜集這類材料，作文學史的研究，考察詩歌與倡優的關系，也是很有價值的工作，其重要或未必下于年号氏族等的研究欤。
十九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