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女禮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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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的位置之發達。
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
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
“因了她們的精煉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顔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态，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占有極大的勢力。
”哈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
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
”這樣說來，柯祖基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
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于“非必要”的，獨立的遊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
們肯的話注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非為糊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别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 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
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
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隻有讴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贊也蓋彰彰然矣。
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
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内掌櫃，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
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于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雲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将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
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
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他一下麼？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麼？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于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
”（見《陀螺》二二〇頁）
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
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
“因了她們的精煉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顔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态，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占有極大的勢力。
”哈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
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
”這樣說來，柯祖基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
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于“非必要”的，獨立的遊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
們肯的話注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非為糊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别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 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
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
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隻有讴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贊也蓋彰彰然矣。
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
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内掌櫃，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
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于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雲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将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
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
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他一下麼？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麼？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于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
”（見《陀螺》二二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