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東方戰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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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頃予以逮習捕。
應禁止将被逮捕的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政治委員遣送後方的作法..&rdquo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日記清楚的說明，盡管這位運用于特别領域的将軍不隸屬于他，而是隸屬于陸軍總司令，但由于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義，他也不在其外。
在5月6日的有關記載中有這樣幾句話： &ldquo特别用途将軍米勒及其最高軍事法庭委員會：a）要以元首最近時将軍們的講話精神命令部隊在東方戰局中，部隊必須在這場世界觀的鬥争中，英勇奮戰。
b）審判權問題..&rdquo 收到陸軍總司令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為難。
因為，到迄今為止，陸軍總司令隻是用書面形式，将早已忘懷的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在少數高級軍官的小範圍内傳閱。
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具體的&ldquo實施規定&rdquo，對部隊下達了命令。
瓦利蒙特以直接了當的、但又謹慎小心的措詞、在陸軍總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寫道： 有無必要發布這種形式的法令，育待考慮。
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統帥部參謀長提交報告？ 國防處有關工作組（軍需組），以這一批語作為自己考慮方案的基礎，進行工作。
與此同時，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打破&ldquo業務程序&rdquo擅自将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蘆案、與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進行比較，并注上相應批語，轉呈收件人（凱特爾）。
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這段時間。
與軍需紐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禁止這種命令的下發，基于這種企圖，當時采取了以下步驟： 1、将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國防軍司法處進一步處理。
司法處參與了該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門提出的法律上的論據比自己的見解，更能使統帥部參謀長信服。
結果：電話通知司法處長勒曼博士，凱特爾禁止使用這個材料，并于5月9日将陸軍總司令部的草案退還國防處。
2、國防處長與陸軍總軍需長瓦格納将軍&mdash&mdash他前不久曾受陸軍總司令的委托與海德裡希進行過磋商&mdash&mdash進行秘密會商，看是否有可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結果：遭到瓦格納的堅決回絕。
其理由是，正是由于與海德裡希談話後，才感到有絕對必要向希特勒呈送這樣一份命令草案。
如果不這樣作，希特勒就會向前線派遣&ldquo保安警察&rdquo，并借此力量貫徹他的意志。
瓦格納補充說，為避免出現騷亂和不法行為，陸軍總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ldquo維護紀律的命令&rdquo準備下發到陸軍最基層的分隊。
面對這種情況，瓦格納隻得向國防處長緊急建議，&ldquo不要再插手此事&rdquo 3、對當時已被國防處所知曉的&ldquo帝國領導人&rdquo羅森貝格向希特勒呈遞的&ldquo第3号備忘錄&rdquo進行分析利用。
羅森貝格作為即将走馬上任的&ldquo東方部長&rdquo，在備忘錄裡指出，在占領區年，地方政治委員和幹部在進行行政管理建設中是不可少的。
隻有&ldquo較高和最高級&rdquo的幹部，才應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盡管統帥部和國防處沒有參加與東方的行政管理建設，但當瓦利蒙特從瓦格納那裡得到對陸軍前線地區令人放心的擔保之後，認為，發展羅森貝格的想法是反對國防軍迫害非軍事政治委員和幹部的極好手段。
經過一周之久的調查和多方權衡，認為反對實施政治委員命令已有 足夠保證之後，國防處長遂于5月12日，提出了一份&ldquo報告摘記&rdquo。
摘記開頭寫道：&ldquoⅠ、陸軍總司令部對方針呈報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為附件附上。
&rdquo在簡述了陸軍總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後，國防處将自己的意見陳述如下： Ⅱ、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的第3号備忘錄認為，隻有較高和最高級幹部才應除掉。
因為，國家，地區的和經濟幹部在被占領區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應要求元首作出抉擇，其原則應具有權威性。
對第Ⅱ點國防處建議如下：1、對于對抗國防軍的幹部..可作為遊擊隊員加以處決。
2、對于沒有敵對行動的幹部，可暫不觸動..隻有當向該國深遠縱深突擊時，才有可能決定，能否将尚存的幹部留在原地，還是應移交給特别行動隊，否則無法進行移交。
3、軍隊幹部應根據陸軍總司令部的建議處理。
這些幹部不作俘虜對待，最後在臨時戰俘營處決，絕不能向後方遣送。
&rdquo 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陸軍總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凱特爾，而是送交約德爾。
他認為，約德爾會對此給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這一判斷是正确的。
他訂先指出，&ldquo報告摘記&rdquo不是什麼命令草案，隻是對事實情況一種簡短概述，對上司的意見盡可能地影響。
另外，在這裡還要指出，在那種條件下，進行公開對抗.除了隻能成為殉葬品之外，不會有任何收獲。
因此，對希特勒這樣的命令隻能從内容和措詞上極力進行破壞。
此時此刻，國防處長瓦利蒙特象前線的指揮官一樣，除了時不時地上報一批處一決政治委員的數字外，别無他法。
其實，他們既沒有統計，也沒有進行篩選，更談不到處決。
軍官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ldquo顧全臉面&rdquo，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
國防處長将報告記錄呈報給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之後，便暫時脫離了此事。
據我回憶，約德爾親筆在提案上寫的批語，直到戰後在紐倫堡法庭上才為人們所知，這些批語是：&ldquo必須再次向元首報告（5月13日）&rdquo，以及&ldquo我們必須顧及到對德國飛行員的報複行動，最好将整個行動作為報複來安排&rdquo（注：在審判中，約德爾大将交待：&ldquo我是想..利用這些批注，向凱特爾元帥指出一條或許能回避..這..命令..的途徑..，我認為，必須看一看實際中，政治委員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計的那樣；如果确實如此，就可以進行鎮壓。
&rdquo據作者回憶所及，這份報告記錄直到戰後才在組倫堡法庭上公諸于世，但在總理府或山間别墅的談話，時至今日還未為人們所知曉。
國防處長&ldquo舊業重操&rdquo，再次處理這項工作是5月底開始的。
當時他在巴黎參加了長時間的談判後返回在薩爾茨堡火車站&ldquo阿特拉斯&rdquo号特别列車的辦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過的&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的最後稿本。
他首先發現，他模仿羅森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議，全部取代了陸軍總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應條款，幾乎連措詞都被采納了。
瓦利蒙特在欣慰之餘，還感到興奮的是，命令沒有希特勒的簽字，也沒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國防軍統帥部呈遞&ldquo實施報告&rdquo的要求。
于是，國防處長決定自己簽署一份說明，連同&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一起下發陸軍和空軍總司令部。
此外他還曾加了一句話：書面命令僅&ldquo發至集團軍司令、航空隊隊長以上&rdquo。
他認為，一切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人，都會借用他的這些說明和補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
在這件事的前後，國防處長都沒有向他的上司&mdash&mdash凱特爾和約德爾&mdash&mdash透露過一個字。
這就是&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出籠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飾的曆史。
在給&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降調的工作中，當時的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軍官們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希特勒爾後發布曆次命令時，情況都大緻類似。
希特勒在制定其東方戰争的司法權的方針時，國防處及柏林國防軍大本營的其他單位不僅沒有參與，約德爾也隻是偶爾與凱特爾的談話中，施加一點個人影響，甚至連希特勒的軍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這種事情的全過程，或者在希特勒簽字時，才了解一二。
後來的發展結果是，&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隻局限在内部小範圍内而且據作者所知，後來隻有兩次涉及到該命令的事。
1941年9月26日，東方戰局大約已進行了3個月，約德爾收到一份陸軍總司令部9月23日簽署、由米勒将軍簽字的函件。
函件稱，前線的經驗表明&ldquo應重新考慮迄今的對處理政治委員的方法&rdquo約德爾在函件上批道：&ldquo對迄今所下達的關于處置政治委員的命令元首拒絕作任何修改&rdquo并将函件退回。
後來，在1942年5月6日，即陸軍總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裡，國防軍統帥部戰争史處的勤務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話：&ldquo為促使被圍俄軍的倒戈和投降，無道命令，凡投誠的俄軍指揮員、政治委員、黨代表，可首先保全他們的生命。
&rdquo 由于希特勒作了這樣的解釋，&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從形式上也等于被廢棄了。
在東方戰局開始後的數周裡，&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隻是在部分地區得到貫徹，盡管大本營對此沒有作過任何報道。
但到了1941年12月初，嚴重的冬季危機開始之時，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
但是，也沒有充足的證據說明，在對俄戰局初期，&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到底在德國國防軍戰鬥區域和占領區多小的範圍内得到了貫徹。
而事實是在1941年盛夏，在戰俘營裡卻關押着無數各級政治委員。
國防處長對此自然一無所知，而希特勒卻有耳聞，并為此專門下達了&ldquo處置蘇俄戰俘的命令&rdquo&rsquo。
根據這一切迹象表明，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線地區&ldquo篩選&rdquo俘虜營裡的政治委員和幹部，以此作為彌補措施，戰後，有些人将這個新命令看作&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的組成部分，這是不正确的。
新命令的發起人和撰寫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凱特爾。
不同的受命者會産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命令的接受者一個是前線指揮部，另一個是國防軍戰俘機關。
新的命令對劊子手希姆萊來說，是大開殺戒的上方寶劍；而對前線指揮部來說則完全是另一種事。
他們知道，非法處置戰俘營裡政治委員的消息，很快就會被敵方知道。
它隻能迫使俄軍政治委員們及其部隊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
因此，到1942年6月對戰俘營所下達的命令、盡管未被廢棄，也基本未加貫徹。
在結束這一充滿憂郁回憶的一章時，還要說：人們經常從軍方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國陸軍在進行&ldquo正派的戰鬥&rdquo。
其言外之意不僅是對東方陸軍的否定，同時也是對陸軍絕大多數的毫無道現的貶低。
暫且不說東線和南線的大量部隊進行過換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人，盡管承受了聞所未聞的負擔&mdash&mdash來自己方&ldquo高級領導機構&rdquo的和敵方的&mdash&mdash但是他們仍然懂得維護其傳統作風。
2、從戰局開始到冬季危機 新的戰地大本營 與1940年西線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營自東普魯士遷移之前，他為能獲悉德國陸軍6月22日清晨越過蘇俄邊界後的結果，一直等了大約36個小時。
直到第二天中午，當蘇俄宣布當天為第一個動員日時，德國領率機構才分别乘飛機和特别列車踏上東進的道路。
其中，國防處原班人馬幹14時45份由柏林格呂内瓦爾德出發，于翌日早晨3時45分到達距拉斯膝堡城東數公裡的目的地&ldquo格爾利茨林場&rdquo。
參謀部新的第Ⅱ号宿營地設在距一條火車支線車站僅幾百公尺的地方。
營地後面高架着鐵絲網，但從大街向後了望，什麼也看不見。
宿營地内還有一家簡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腳處。
在這個客店周圍建造了幾所木制簡陋房屋。
大部分工作室就設在這些房屋内。
這些房屋的規格、窗戶的數量以及内部設施，都是以柏林的各個部為标準建造的。
更使人吃驚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設施，它象一列長長的卧車室，一個門挨着一個門，這裡是軍官們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國防處長在這裡有兩間卧室，水泥牆壁上鑲着淡雅的木闆，洗漱室和浴室鋪設着瓷磚，有制式衣櫥，取暖設備、電氣裝置等等，應有盡有，這一切與&ldquo戰地&rdquo大本營幾乎有些不相稱。
幾天之後，國防處長第個脫離這坐地下墓穴，搬到車站附近的列車上，後又遷移到老式客店裡。
不久，國防處的其他成員也搬到工棚裡。
在第Ⅱ号宿營地裡，除了參謀部的戰地隊外，還有陸軍的所謂&ldquo元首衛隊營&rdquo，負責警戒，衛隊營指揮宮還兼營地衛戍官。
人們相互間很少見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營區域裡，總還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間，無需絲毫戒備。
在大街的另一邊，向東不到1公裡處，是大本營第1号宿營地。
在這裡住着希特勒和他的&ldquo國家、黨和國防軍&rdquo的來信。
軍隊方面，除希特勒的副官外，隻有凱特爾、約德爾，以及新增加的&ldquo編史官&rdquo、總參謀部中校舍爾夫。
在這裡，也有幾所木制房間作為會議室和&ldquo飯廳&rdquo。
而作為卧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鋼筋混凝土構築的掩體，每個掩體都有兩個和更多的小房間。
在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體，因為希特勒怕見陽光，窗戶依舊朝北。
這個被希特勒稱之為&ldquo狼穴&rdquo的地方，時至今日仍被波蘭列為名勝古迹，供遊人參觀。
陸軍總司令部設在安格爾堡周圍的森林裡，乘車1個小時可到達大本營。
空軍總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營附近。
然而，國防處長在3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一次去過空軍總司令部的駐地；與此同時，他卻與陸軍總司令部&mdash&mdash在勤務之内和勤務之外問題上&mdash&mdash保持着密切聯系。
在這裡，作者還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說明兩者的差别：當陸軍總司令部首腦前往&ldquo狼穴&rdquo時，隻乘坐一輛舊式灰色小型列車，這種車輛隻适合在&ldquo郊區路軌&rdquo上行駛；而戈林前往大本營時，最低要乘坐由3.4節大型現代化車廂組成的豪華列車，行駛在僅100多米的單線鐵軌上，車上設備舒适華麗，配有身着白色服裝的服務人員。
海軍總司令留在柏林，在頭幾個月裡，僅派一名海軍上将作為其常駐代表，住在1号宿營地裡。
雖然&ldquo狼穴&rdquo設在前線附近，可是處在這窮鄉僻壤中，卻幾乎沒有當初西線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所應有的感覺。
甚至在第一次乘車&ldquo向前&rdquo開進時，在遼闊的區域裡，也常見到一些散兵遊勇。
但不久，國防處長便無法前進，隻得換乘一架旅行飛機，以便在僅有的數小時内，到達指定地點，與部隊取得聯系。
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的先頭部隊，越是快速向東方推進，拉斯滕堡的森林裡越是顯得寂寞。
由于離前線需要幾天幾夜的時間，而且中間無處休息，所以飛往前線的可能性已變得絕無僅有，何況約德爾也自然不會批準。
為能擺脫鋼筋混凝土和簡易住房的窒息空氣，作者曾好幾次與當時的參謀部副官、有名的賽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霧朦胧的黎明，騎馬馳騁在原野上，以享受幾分近似戰争的氣味。
有時，也利用下午的時間，漫步在東普魯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養生息。
在大本營駐地的最初幾個月裡，每大的上作都是在這種消遣之中完成的。
按常規，國防處戰地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陸，海、空三軍由發自東線、西線、北非、巴爾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區，以及&ldquo國防軍統帥部戰場&rdquo的詳盡報告，經過整理，由繪圖員将新情況标在&ldquo态勢圖&rdquo上，通過信使轉呈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以外，要舉行形勢讨論會，有時傍晚在大本營I号宿營地舉行。
除了約德爾照例參加外，還增加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名軍官。
國防處長的另一項例行任務是，每天晚上聽取戰時日志記錄員對當天最重要事件的報告，還常常就有關企圖和展望坦率地交換意見。
國防處陸軍組經國防處長贊成，在每日早晨的報告裡，附加了一份對形勢所謂&ldquo短評&rdquo這是當時國防處的創新。
這種短評有雙重目的。
第一，想在每日中午約德爾和希特勒舉行形勢讨論會之前，将陸軍的觀點和企圖向約德爾作進一步解釋；第二，想最終在自己的國防處裡與約德爾達成一種類似于參謀部那樣的合作關系。
然而，這一嘗試由于兩個原因而失利。
幾周後，約德爾對瓦利蒙特說，他可以不要對形勢的判斷，但是他最關心的是，&ldquo态勢圖&rdquo不要出現任何差錯。
這種不亞幹侮辱的謙虛再次揭示了僅以希特勒和約德爾為代表的&ldquo最高指揮&rdquo，在廣闊的東方的戰場上的權欲。
結果，在參謀部内國防處長常常接連幾天沒有機會向約德爾作口頭彙報，連他的面都見不到，更談不到與他有勤務之外的聚會。
長時間以來，第Ⅱ号宿營地對他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幾乎從未涉足的&ldquo禁獵區&rdquo。
國防處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組所擔負的工作，諸如組織、國防軍後備人員問題、裝備問題、與政府最高當局的協作問題等，随着戰争規模的擴大與日俱增。
每天中午有一架飛機，每天夜裡有一列快車來往于拉斯膝堡和帝國首都之間，負責函件的傳遞。
國防軍統帥部主要局、處&mdash&mdash如負責諜報、裝備、宣傳的局處&mdash&mdash的聯絡官們，也利用同樣途徑，與國内機構保持聯系。
當這些局長、處長們沒有機會親臨&ldquo狼穴&rdquo時，常派代表到國防處，以便使其行動能同最高統帥的觀點相吻合。
由于約德爾對此類事情不感任問興趣，因此這一長時間發展而成的特殊勤務，則由國防處直接轉交給統帥部參謀長承擔。
除了這些日常事務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希特勒親自過問和作出決斷。
國防處除擔負每天與各軍事指揮部門進行情報聯絡等繁重任務外，還要滿足與大本營有聯系的黨、政當局和斬間部門的需要。
這再次使當時的目擊者産生這樣一個問題：德國最高指揮機構的戰地大本營能否避免産生如此多的弊端？據當時觀察，柏林和拉斯膝堡之間的來往信使絡繹不絕，愈來愈多的軍官、黨政人員來往奔波，使大本營的職能，随着俄國戰局的延續，日益偏離其正軌，對這個問題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當主要戰線激戰正酣、德國許多城市陷入空襲的火海之中時，希特勒卻置身于東普魯士這個風平浪靜的避風港内。
回過頭來看，幾乎可以肯定他說，&ldquo戰地大本營&rdquo在這種狀況下，不僅已失去它個身的意義，而且還會起到有害的、延長戰争進程的作用。
一心想把德國政治、軍事永遠握在自己手中，并已占領歐洲大部分領十的希特勒，本應最遲在1941年12月冬季危機到來之前，效仿其他參戰國，将其大本營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說，希特勒應将每一個師的兵力都投入東方前線，以扭轉整個形勢。
如果他和他的高參們能及時認識到這一點，還為時不晚。
然而，希特勒卻在3年的時間裡不斷建造他的&ldquo狼穴&rdquo，延伸鐵絲網，加寬布雷區，一個個鋼筋混凝土的建築象舊式的戰列巡洋艦一樣矗立在地面，使整個地區成了一個&ldquo要塞&rdquo。
在此期間，希特勒或長或短短留的&ldquo山間别墅&rdquo，再次進行擴建，延長了地下通道，擴展了地下房間。
在烏克蘭的文尼察、在法國的蘇瓦松，在勞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齊根貝格莊園周圍，以及在布雷斯勞，希特勒都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的大本營。
除文尼察一處外，其他地區的大本營隻使用了極短時間，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啟用。
1945年1月，希特勒終于将柏林作為他的固定辦公處，然而實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揮的可能性。
早已不複存在了。
局勢變化時期的領率機構 自從希特勒宣布利用&ldquo征服&rdquo蘇俄這種迂回手段迫使英國媾和的設想之後，德國大本營在東普魯士開設已1年之久。
希特勒在1940年7月還得出這樣的結論：&ldquo如果英國寄予俄國的希望破滅，美國也将失去作用。
&rdquo出自這一考慮制定了&ldquo巴巴羅薩的準備工作&rdquo文件，并成了德國領率機構1941年夏 季全部政治和戰略工作内容。
德國大本營及其軍事班子所擔負這些内容豐富、包羅萬象的任務，也隻能逐個去完成。
東方戰局每大的進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良的頭等大事。
然而，希特勒和約德爾并不滿足于以戰略指導思想監督戰事的進程以及必要時以新的方針施加影響，而是在東方戰局僅開始數周，就習慣地涉足于陸軍的職責範圍。
史有甚
應禁止将被逮捕的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政治委員遣送後方的作法..&rdquo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日記清楚的說明，盡管這位運用于特别領域的将軍不隸屬于他，而是隸屬于陸軍總司令，但由于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義，他也不在其外。
在5月6日的有關記載中有這樣幾句話： &ldquo特别用途将軍米勒及其最高軍事法庭委員會：a）要以元首最近時将軍們的講話精神命令部隊在東方戰局中，部隊必須在這場世界觀的鬥争中，英勇奮戰。
b）審判權問題..&rdquo 收到陸軍總司令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為難。
因為，到迄今為止，陸軍總司令隻是用書面形式，将早已忘懷的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在少數高級軍官的小範圍内傳閱。
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具體的&ldquo實施規定&rdquo，對部隊下達了命令。
瓦利蒙特以直接了當的、但又謹慎小心的措詞、在陸軍總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寫道： 有無必要發布這種形式的法令，育待考慮。
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統帥部參謀長提交報告？ 國防處有關工作組（軍需組），以這一批語作為自己考慮方案的基礎，進行工作。
與此同時，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打破&ldquo業務程序&rdquo擅自将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蘆案、與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進行比較，并注上相應批語，轉呈收件人（凱特爾）。
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這段時間。
與軍需紐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禁止這種命令的下發，基于這種企圖，當時采取了以下步驟： 1、将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國防軍司法處進一步處理。
司法處參與了該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門提出的法律上的論據比自己的見解，更能使統帥部參謀長信服。
結果：電話通知司法處長勒曼博士，凱特爾禁止使用這個材料，并于5月9日将陸軍總司令部的草案退還國防處。
2、國防處長與陸軍總軍需長瓦格納将軍&mdash&mdash他前不久曾受陸軍總司令的委托與海德裡希進行過磋商&mdash&mdash進行秘密會商，看是否有可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結果：遭到瓦格納的堅決回絕。
其理由是，正是由于與海德裡希談話後，才感到有絕對必要向希特勒呈送這樣一份命令草案。
如果不這樣作，希特勒就會向前線派遣&ldquo保安警察&rdquo，并借此力量貫徹他的意志。
瓦格納補充說，為避免出現騷亂和不法行為，陸軍總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ldquo維護紀律的命令&rdquo準備下發到陸軍最基層的分隊。
面對這種情況，瓦格納隻得向國防處長緊急建議，&ldquo不要再插手此事&rdquo 3、對當時已被國防處所知曉的&ldquo帝國領導人&rdquo羅森貝格向希特勒呈遞的&ldquo第3号備忘錄&rdquo進行分析利用。
羅森貝格作為即将走馬上任的&ldquo東方部長&rdquo，在備忘錄裡指出，在占領區年，地方政治委員和幹部在進行行政管理建設中是不可少的。
隻有&ldquo較高和最高級&rdquo的幹部，才應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盡管統帥部和國防處沒有參加與東方的行政管理建設，但當瓦利蒙特從瓦格納那裡得到對陸軍前線地區令人放心的擔保之後，認為，發展羅森貝格的想法是反對國防軍迫害非軍事政治委員和幹部的極好手段。
經過一周之久的調查和多方權衡，認為反對實施政治委員命令已有 足夠保證之後，國防處長遂于5月12日，提出了一份&ldquo報告摘記&rdquo。
摘記開頭寫道：&ldquoⅠ、陸軍總司令部對方針呈報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為附件附上。
&rdquo在簡述了陸軍總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後，國防處将自己的意見陳述如下： Ⅱ、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的第3号備忘錄認為，隻有較高和最高級幹部才應除掉。
因為，國家，地區的和經濟幹部在被占領區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應要求元首作出抉擇，其原則應具有權威性。
對第Ⅱ點國防處建議如下：1、對于對抗國防軍的幹部..可作為遊擊隊員加以處決。
2、對于沒有敵對行動的幹部，可暫不觸動..隻有當向該國深遠縱深突擊時，才有可能決定，能否将尚存的幹部留在原地，還是應移交給特别行動隊，否則無法進行移交。
3、軍隊幹部應根據陸軍總司令部的建議處理。
這些幹部不作俘虜對待，最後在臨時戰俘營處決，絕不能向後方遣送。
&rdquo 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陸軍總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凱特爾，而是送交約德爾。
他認為，約德爾會對此給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這一判斷是正确的。
他訂先指出，&ldquo報告摘記&rdquo不是什麼命令草案，隻是對事實情況一種簡短概述，對上司的意見盡可能地影響。
另外，在這裡還要指出，在那種條件下，進行公開對抗.除了隻能成為殉葬品之外，不會有任何收獲。
因此，對希特勒這樣的命令隻能從内容和措詞上極力進行破壞。
此時此刻，國防處長瓦利蒙特象前線的指揮官一樣，除了時不時地上報一批處一決政治委員的數字外，别無他法。
其實，他們既沒有統計，也沒有進行篩選，更談不到處決。
軍官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ldquo顧全臉面&rdquo，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
國防處長将報告記錄呈報給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之後，便暫時脫離了此事。
據我回憶，約德爾親筆在提案上寫的批語，直到戰後在紐倫堡法庭上才為人們所知，這些批語是：&ldquo必須再次向元首報告（5月13日）&rdquo，以及&ldquo我們必須顧及到對德國飛行員的報複行動，最好将整個行動作為報複來安排&rdquo（注：在審判中，約德爾大将交待：&ldquo我是想..利用這些批注，向凱特爾元帥指出一條或許能回避..這..命令..的途徑..，我認為，必須看一看實際中，政治委員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計的那樣；如果确實如此，就可以進行鎮壓。
&rdquo據作者回憶所及，這份報告記錄直到戰後才在組倫堡法庭上公諸于世，但在總理府或山間别墅的談話，時至今日還未為人們所知曉。
國防處長&ldquo舊業重操&rdquo，再次處理這項工作是5月底開始的。
當時他在巴黎參加了長時間的談判後返回在薩爾茨堡火車站&ldquo阿特拉斯&rdquo号特别列車的辦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過的&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的最後稿本。
他首先發現，他模仿羅森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議，全部取代了陸軍總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應條款，幾乎連措詞都被采納了。
瓦利蒙特在欣慰之餘，還感到興奮的是，命令沒有希特勒的簽字，也沒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國防軍統帥部呈遞&ldquo實施報告&rdquo的要求。
于是，國防處長決定自己簽署一份說明，連同&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一起下發陸軍和空軍總司令部。
此外他還曾加了一句話：書面命令僅&ldquo發至集團軍司令、航空隊隊長以上&rdquo。
他認為，一切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人，都會借用他的這些說明和補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
在這件事的前後，國防處長都沒有向他的上司&mdash&mdash凱特爾和約德爾&mdash&mdash透露過一個字。
這就是&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出籠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飾的曆史。
在給&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降調的工作中，當時的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軍官們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希特勒爾後發布曆次命令時，情況都大緻類似。
希特勒在制定其東方戰争的司法權的方針時，國防處及柏林國防軍大本營的其他單位不僅沒有參與，約德爾也隻是偶爾與凱特爾的談話中，施加一點個人影響，甚至連希特勒的軍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這種事情的全過程，或者在希特勒簽字時，才了解一二。
後來的發展結果是，&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隻局限在内部小範圍内而且據作者所知，後來隻有兩次涉及到該命令的事。
1941年9月26日，東方戰局大約已進行了3個月，約德爾收到一份陸軍總司令部9月23日簽署、由米勒将軍簽字的函件。
函件稱，前線的經驗表明&ldquo應重新考慮迄今的對處理政治委員的方法&rdquo約德爾在函件上批道：&ldquo對迄今所下達的關于處置政治委員的命令元首拒絕作任何修改&rdquo并将函件退回。
後來，在1942年5月6日，即陸軍總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裡，國防軍統帥部戰争史處的勤務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話：&ldquo為促使被圍俄軍的倒戈和投降，無道命令，凡投誠的俄軍指揮員、政治委員、黨代表，可首先保全他們的生命。
&rdquo 由于希特勒作了這樣的解釋，&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從形式上也等于被廢棄了。
在東方戰局開始後的數周裡，&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隻是在部分地區得到貫徹，盡管大本營對此沒有作過任何報道。
但到了1941年12月初，嚴重的冬季危機開始之時，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
但是，也沒有充足的證據說明，在對俄戰局初期，&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到底在德國國防軍戰鬥區域和占領區多小的範圍内得到了貫徹。
而事實是在1941年盛夏，在戰俘營裡卻關押着無數各級政治委員。
國防處長對此自然一無所知，而希特勒卻有耳聞，并為此專門下達了&ldquo處置蘇俄戰俘的命令&rdquo&rsquo。
根據這一切迹象表明，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線地區&ldquo篩選&rdquo俘虜營裡的政治委員和幹部，以此作為彌補措施，戰後，有些人将這個新命令看作&ldquo政治委員命令&rdquo的組成部分，這是不正确的。
新命令的發起人和撰寫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凱特爾。
不同的受命者會産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命令的接受者一個是前線指揮部，另一個是國防軍戰俘機關。
新的命令對劊子手希姆萊來說，是大開殺戒的上方寶劍；而對前線指揮部來說則完全是另一種事。
他們知道，非法處置戰俘營裡政治委員的消息，很快就會被敵方知道。
它隻能迫使俄軍政治委員們及其部隊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
因此，到1942年6月對戰俘營所下達的命令、盡管未被廢棄，也基本未加貫徹。
在結束這一充滿憂郁回憶的一章時，還要說：人們經常從軍方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國陸軍在進行&ldquo正派的戰鬥&rdquo。
其言外之意不僅是對東方陸軍的否定，同時也是對陸軍絕大多數的毫無道現的貶低。
暫且不說東線和南線的大量部隊進行過換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人，盡管承受了聞所未聞的負擔&mdash&mdash來自己方&ldquo高級領導機構&rdquo的和敵方的&mdash&mdash但是他們仍然懂得維護其傳統作風。
2、從戰局開始到冬季危機 新的戰地大本營 與1940年西線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營自東普魯士遷移之前，他為能獲悉德國陸軍6月22日清晨越過蘇俄邊界後的結果，一直等了大約36個小時。
直到第二天中午，當蘇俄宣布當天為第一個動員日時，德國領率機構才分别乘飛機和特别列車踏上東進的道路。
其中，國防處原班人馬幹14時45份由柏林格呂内瓦爾德出發，于翌日早晨3時45分到達距拉斯膝堡城東數公裡的目的地&ldquo格爾利茨林場&rdquo。
參謀部新的第Ⅱ号宿營地設在距一條火車支線車站僅幾百公尺的地方。
營地後面高架着鐵絲網，但從大街向後了望，什麼也看不見。
宿營地内還有一家簡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腳處。
在這個客店周圍建造了幾所木制簡陋房屋。
大部分工作室就設在這些房屋内。
這些房屋的規格、窗戶的數量以及内部設施，都是以柏林的各個部為标準建造的。
更使人吃驚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設施，它象一列長長的卧車室，一個門挨着一個門，這裡是軍官們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國防處長在這裡有兩間卧室，水泥牆壁上鑲着淡雅的木闆，洗漱室和浴室鋪設着瓷磚，有制式衣櫥，取暖設備、電氣裝置等等，應有盡有，這一切與&ldquo戰地&rdquo大本營幾乎有些不相稱。
幾天之後，國防處長第個脫離這坐地下墓穴，搬到車站附近的列車上，後又遷移到老式客店裡。
不久，國防處的其他成員也搬到工棚裡。
在第Ⅱ号宿營地裡，除了參謀部的戰地隊外，還有陸軍的所謂&ldquo元首衛隊營&rdquo，負責警戒，衛隊營指揮宮還兼營地衛戍官。
人們相互間很少見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營區域裡，總還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間，無需絲毫戒備。
在大街的另一邊，向東不到1公裡處，是大本營第1号宿營地。
在這裡住着希特勒和他的&ldquo國家、黨和國防軍&rdquo的來信。
軍隊方面，除希特勒的副官外，隻有凱特爾、約德爾，以及新增加的&ldquo編史官&rdquo、總參謀部中校舍爾夫。
在這裡，也有幾所木制房間作為會議室和&ldquo飯廳&rdquo。
而作為卧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鋼筋混凝土構築的掩體，每個掩體都有兩個和更多的小房間。
在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體，因為希特勒怕見陽光，窗戶依舊朝北。
這個被希特勒稱之為&ldquo狼穴&rdquo的地方，時至今日仍被波蘭列為名勝古迹，供遊人參觀。
陸軍總司令部設在安格爾堡周圍的森林裡，乘車1個小時可到達大本營。
空軍總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營附近。
然而，國防處長在3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一次去過空軍總司令部的駐地；與此同時，他卻與陸軍總司令部&mdash&mdash在勤務之内和勤務之外問題上&mdash&mdash保持着密切聯系。
在這裡，作者還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說明兩者的差别：當陸軍總司令部首腦前往&ldquo狼穴&rdquo時，隻乘坐一輛舊式灰色小型列車，這種車輛隻适合在&ldquo郊區路軌&rdquo上行駛；而戈林前往大本營時，最低要乘坐由3.4節大型現代化車廂組成的豪華列車，行駛在僅100多米的單線鐵軌上，車上設備舒适華麗，配有身着白色服裝的服務人員。
海軍總司令留在柏林，在頭幾個月裡，僅派一名海軍上将作為其常駐代表，住在1号宿營地裡。
雖然&ldquo狼穴&rdquo設在前線附近，可是處在這窮鄉僻壤中，卻幾乎沒有當初西線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所應有的感覺。
甚至在第一次乘車&ldquo向前&rdquo開進時，在遼闊的區域裡，也常見到一些散兵遊勇。
但不久，國防處長便無法前進，隻得換乘一架旅行飛機，以便在僅有的數小時内，到達指定地點，與部隊取得聯系。
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的先頭部隊，越是快速向東方推進，拉斯滕堡的森林裡越是顯得寂寞。
由于離前線需要幾天幾夜的時間，而且中間無處休息，所以飛往前線的可能性已變得絕無僅有，何況約德爾也自然不會批準。
為能擺脫鋼筋混凝土和簡易住房的窒息空氣，作者曾好幾次與當時的參謀部副官、有名的賽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霧朦胧的黎明，騎馬馳騁在原野上，以享受幾分近似戰争的氣味。
有時，也利用下午的時間，漫步在東普魯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養生息。
在大本營駐地的最初幾個月裡，每大的上作都是在這種消遣之中完成的。
按常規，國防處戰地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陸，海、空三軍由發自東線、西線、北非、巴爾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區，以及&ldquo國防軍統帥部戰場&rdquo的詳盡報告，經過整理，由繪圖員将新情況标在&ldquo态勢圖&rdquo上，通過信使轉呈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以外，要舉行形勢讨論會，有時傍晚在大本營I号宿營地舉行。
除了約德爾照例參加外，還增加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名軍官。
國防處長的另一項例行任務是，每天晚上聽取戰時日志記錄員對當天最重要事件的報告，還常常就有關企圖和展望坦率地交換意見。
國防處陸軍組經國防處長贊成，在每日早晨的報告裡，附加了一份對形勢所謂&ldquo短評&rdquo這是當時國防處的創新。
這種短評有雙重目的。
第一，想在每日中午約德爾和希特勒舉行形勢讨論會之前，将陸軍的觀點和企圖向約德爾作進一步解釋；第二，想最終在自己的國防處裡與約德爾達成一種類似于參謀部那樣的合作關系。
然而，這一嘗試由于兩個原因而失利。
幾周後，約德爾對瓦利蒙特說，他可以不要對形勢的判斷，但是他最關心的是，&ldquo态勢圖&rdquo不要出現任何差錯。
這種不亞幹侮辱的謙虛再次揭示了僅以希特勒和約德爾為代表的&ldquo最高指揮&rdquo，在廣闊的東方的戰場上的權欲。
結果，在參謀部内國防處長常常接連幾天沒有機會向約德爾作口頭彙報，連他的面都見不到，更談不到與他有勤務之外的聚會。
長時間以來，第Ⅱ号宿營地對他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幾乎從未涉足的&ldquo禁獵區&rdquo。
國防處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組所擔負的工作，諸如組織、國防軍後備人員問題、裝備問題、與政府最高當局的協作問題等，随着戰争規模的擴大與日俱增。
每天中午有一架飛機，每天夜裡有一列快車來往于拉斯膝堡和帝國首都之間，負責函件的傳遞。
國防軍統帥部主要局、處&mdash&mdash如負責諜報、裝備、宣傳的局處&mdash&mdash的聯絡官們，也利用同樣途徑，與國内機構保持聯系。
當這些局長、處長們沒有機會親臨&ldquo狼穴&rdquo時，常派代表到國防處，以便使其行動能同最高統帥的觀點相吻合。
由于約德爾對此類事情不感任問興趣，因此這一長時間發展而成的特殊勤務，則由國防處直接轉交給統帥部參謀長承擔。
除了這些日常事務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希特勒親自過問和作出決斷。
國防處除擔負每天與各軍事指揮部門進行情報聯絡等繁重任務外，還要滿足與大本營有聯系的黨、政當局和斬間部門的需要。
這再次使當時的目擊者産生這樣一個問題：德國最高指揮機構的戰地大本營能否避免産生如此多的弊端？據當時觀察，柏林和拉斯膝堡之間的來往信使絡繹不絕，愈來愈多的軍官、黨政人員來往奔波，使大本營的職能，随着俄國戰局的延續，日益偏離其正軌，對這個問題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當主要戰線激戰正酣、德國許多城市陷入空襲的火海之中時，希特勒卻置身于東普魯士這個風平浪靜的避風港内。
回過頭來看，幾乎可以肯定他說，&ldquo戰地大本營&rdquo在這種狀況下，不僅已失去它個身的意義，而且還會起到有害的、延長戰争進程的作用。
一心想把德國政治、軍事永遠握在自己手中，并已占領歐洲大部分領十的希特勒，本應最遲在1941年12月冬季危機到來之前，效仿其他參戰國，将其大本營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說，希特勒應将每一個師的兵力都投入東方前線，以扭轉整個形勢。
如果他和他的高參們能及時認識到這一點，還為時不晚。
然而，希特勒卻在3年的時間裡不斷建造他的&ldquo狼穴&rdquo，延伸鐵絲網，加寬布雷區，一個個鋼筋混凝土的建築象舊式的戰列巡洋艦一樣矗立在地面，使整個地區成了一個&ldquo要塞&rdquo。
在此期間，希特勒或長或短短留的&ldquo山間别墅&rdquo，再次進行擴建，延長了地下通道，擴展了地下房間。
在烏克蘭的文尼察、在法國的蘇瓦松，在勞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齊根貝格莊園周圍，以及在布雷斯勞，希特勒都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的大本營。
除文尼察一處外，其他地區的大本營隻使用了極短時間，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啟用。
1945年1月，希特勒終于将柏林作為他的固定辦公處，然而實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揮的可能性。
早已不複存在了。
局勢變化時期的領率機構 自從希特勒宣布利用&ldquo征服&rdquo蘇俄這種迂回手段迫使英國媾和的設想之後，德國大本營在東普魯士開設已1年之久。
希特勒在1940年7月還得出這樣的結論：&ldquo如果英國寄予俄國的希望破滅，美國也将失去作用。
&rdquo出自這一考慮制定了&ldquo巴巴羅薩的準備工作&rdquo文件，并成了德國領率機構1941年夏 季全部政治和戰略工作内容。
德國大本營及其軍事班子所擔負這些内容豐富、包羅萬象的任務，也隻能逐個去完成。
東方戰局每大的進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良的頭等大事。
然而，希特勒和約德爾并不滿足于以戰略指導思想監督戰事的進程以及必要時以新的方針施加影響，而是在東方戰局僅開始數周，就習慣地涉足于陸軍的職責範圍。
史有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