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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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到希特勒那裡去作口頭彙報，一般都是應召而去，而且在大本營建設時期的數月裡，也隻是屈指可數的幾次。
甚至連希特勒舉行的為決定進攻開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氣形勢報告會，直到1939年12月初以前還沒有陸軍代表參加。
這種矜持态度，早在波蘭戰局中，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就曾采取過，這在&ldquo措森精神&rdquo與希特勒的個性對立情況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特别是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盡管在其高級軍事職位上，表現得能力超群，舉止高雅，但與希特勒的會見，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肉體上的折磨，經常使他處于&ldquo癱瘓&rdquo狀态。
哈爾德的思想與他的總司令完全一緻，但是他對這種影響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維護自己立場時，能以準備充分、把握十足的論據，輔之以铿锵有力、透徹精辟的語言，遠遠勝過希特勒周圍的高參。
由于凱特爾和約德爾分頭與陸軍總司令部裡的新任軍官們保持口頭聯系，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之間潛在的緊張有增無減：統帥部參謀長與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保持聯系，約德爾則與陸軍作戰處長、總參謀部上校馮·格賴芬貝格保持聯系。
當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ldquo新思想&rdquo需要向陸軍總參謀鄰傳達一一更确切地說，是強行讓他們接受時，多次被召來總理府的是馮。
格賴芬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總參謀部中校豪辛格。
據當時8、9個月的日志記載，約德爾與哈爾德隻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
同樣，在這段時間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也僅同哈爾德的第一助手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将軍進行過一次工作會晤。
凱特爾和哈爾德之間也進行過一次談話，并達成諒解。
不久，這種工作會晤少、更多是應召來總理府的現象&mdash&mdash這是效仿，1938年春季進軍奧地利前的作法&mdash&mdash還逐漸變成與受寵的陸軍将軍們進行個别磋商。
譬如，希特勒與當時的第16集團軍司令布施将軍曾讨論組建一個特種突傑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線；凱特爾也為此向占德裡安将軍面授機宜。
幾個月以後，即在準備進攻丹麥和挪威之時，約德爾甚至将陸軍高級職位的任命視為己任&mdash&mdash這使國防軍統帥部将幹預陸軍指揮領域全然成了習慣。
當時和後來德國大本營頒發的重要書面意見即&ldquo國防軍統帥部指令&rdquo，大緻可分成兩類：一部分是具有較強的戰略性質，在這類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決定作為爾後的作戰方針下達的，第6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陸軍總參謀部的&ldquo思想财富&rdquo。
是指導某次戰局的，譬如第8号指令，或者是在奪取某一地段後為爾後作戰拟制，并以國防軍統帥部的名義下達的命令。
這兩部分文件要麼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親自起草的，要麼由國防處提供必要的數據。
而後者是經常性的。
以類似方式完成的，還有國防軍統帥部對個别戰局所下達的&ldquo特别指令&rdquo在拟制這些指令過程中，往往要克服許多特殊困難，因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親自來定，而無數其他決定，如邊界和消息的封鎖、貨币兌換率以及許多其他問題。
均需有帝國最高民事當局的合作，但這些又因保密緣故，不能及時加以解決。
随着戰争規模的擴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變得十分困難，因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況都允許國防軍統帥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權威，因此，統帥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與盟國的關系 在波蘭戰局和法國戰局之間的數月裡，德國在軍事上處于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這個德國未來唯一的盟國，在戰争一開始就讓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參戰與不參戰之間搖擺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視了自己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
到1940年1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約德爾将軍轉呈的國防處的意見。
該意見認為，鑒于未來對作戰物資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參戰不會給德國帶來多大利益。
如果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在組織上與意大利進行聯合作戰。
然而，希特勒對&ldquo與領袖（指墨索裡尼）的會談，喜形于色，十分滿足&rdquo&mdash&mdash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參戰。
1940年3月19日他自會談返回後，情況便發生了根本變化。
盡管如此，希特勒為了迷惑朋友和敵人，與墨索裡尼的第一次會晤中，仍向對方展示了一份遠遠誇大的&ldquo己方兵力區分圖&rdquo，這就是德、意雙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礎。
在一陣歡欣鼓舞之後，德國逐漸冷靜下來。
雙方商定，兩國軍隊總參謀部保持進一步接觸，就戰略方面互相通報各自的依據和目的。
德國方面對此事猶豫不決。
這一心理狀态在幾天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所寫的日記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ldquo元首在報告中講到了，我們如何在與意大利總參謀部會談中取得領先地位。
首先，通過駐羅馬大使館弄清，他們準備通過什麼途徑，來減輕我們的負擔，然後，才有可能談渡過萊茵河上遊實施作戰的問題。
隻有當我們的牌亮出以後，才能考慮雙方總參謀部的會談&rdquo 由于意大利的軍事首腦們一直反對他們的國家參戰，更談不上與德國國防軍的緊密合作。
因此，根本不會作任何思想準備工作，因此，雙方不可能組成聯合參謀部，共同指揮這場同盟戰争。
在&ldquo軸心國&rdquo進行聯合作戰的整個時期裡，這種狀況一直沒有什麼改變。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裡尼周圍的人&mdash&mdash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願提前透露他的作戰計劃；而意大利人考慮的是，首先進行一場&ldquo平行戰争&rdquo，爾後，在德國進行的戰争中，成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
希特勒不願意對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響，因為他認為目前還沒有發生傷害意大利領袖的事情，也沒有導緻損害&ldquo軸心&rdquo最寶貴的鍊節，即兩國元首間的相互信任的因素。
後來的觀察證實了人們的這樣一種推測，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這種方法竭力維護墨索裡尼這位&ldquo軸心&rdquo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執行者，在意大利人民、軍官團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國，根據三國條約，于1942年1月成立了&ldquo軍事委員會&rdquo。
它給人以假象，似乎這個軍事委員會的效仿西方同盟國的&ldquo盟因參謀長聯席會議&rdquo而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實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離了它原來的目标&mdash&mdash起碼從希特勒方面來說是如此。
如果軍事委員會中的德國成員。
連自己本國的作戰計劃都知之甚少，那就談不上對作戰問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研究，軍事委員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
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仍是為希特勒自己設置的，他打算以此來取代聯合參謀部的有計劃、有預見性的工作。
在整個戰争期間，國家首腦的偶爾會晤、文件往來，成了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最基本的手段。
三軍駐意大利武官被任命為為軍事委員會中的&ldquo聯絡将宮&rdquo，但隻在需要時，才命令他們參加工作。
德國步兵上将馮·林特倫是&ldquo駐意大利大本營的德國将官&rdquo&rsquo，駐地安排在羅馬的意大利大本營附近，能夠每天參加那裡的形勢讨論會，但他很少到會；意大利長駐柏林的代表，也同樣很少在希特勒的戰地大本營裡露面。
甚至連希特勒舉行的為決定進攻開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氣形勢報告會，直到1939年12月初以前還沒有陸軍代表參加。
這種矜持态度，早在波蘭戰局中，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就曾采取過，這在&ldquo措森精神&rdquo與希特勒的個性對立情況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特别是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盡管在其高級軍事職位上，表現得能力超群，舉止高雅，但與希特勒的會見，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肉體上的折磨，經常使他處于&ldquo癱瘓&rdquo狀态。
哈爾德的思想與他的總司令完全一緻，但是他對這種影響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維護自己立場時，能以準備充分、把握十足的論據，輔之以铿锵有力、透徹精辟的語言，遠遠勝過希特勒周圍的高參。
由于凱特爾和約德爾分頭與陸軍總司令部裡的新任軍官們保持口頭聯系，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之間潛在的緊張有增無減：統帥部參謀長與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保持聯系，約德爾則與陸軍作戰處長、總參謀部上校馮·格賴芬貝格保持聯系。
當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ldquo新思想&rdquo需要向陸軍總參謀鄰傳達一一更确切地說，是強行讓他們接受時，多次被召來總理府的是馮。
格賴芬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總參謀部中校豪辛格。
據當時8、9個月的日志記載，約德爾與哈爾德隻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
同樣，在這段時間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也僅同哈爾德的第一助手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将軍進行過一次工作會晤。
凱特爾和哈爾德之間也進行過一次談話，并達成諒解。
不久，這種工作會晤少、更多是應召來總理府的現象&mdash&mdash這是效仿，1938年春季進軍奧地利前的作法&mdash&mdash還逐漸變成與受寵的陸軍将軍們進行個别磋商。
譬如，希特勒與當時的第16集團軍司令布施将軍曾讨論組建一個特種突傑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線；凱特爾也為此向占德裡安将軍面授機宜。
幾個月以後，即在準備進攻丹麥和挪威之時，約德爾甚至将陸軍高級職位的任命視為己任&mdash&mdash這使國防軍統帥部将幹預陸軍指揮領域全然成了習慣。
當時和後來德國大本營頒發的重要書面意見即&ldquo國防軍統帥部指令&rdquo，大緻可分成兩類：一部分是具有較強的戰略性質，在這類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決定作為爾後的作戰方針下達的，第6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陸軍總參謀部的&ldquo思想财富&rdquo。
是指導某次戰局的，譬如第8号指令，或者是在奪取某一地段後為爾後作戰拟制，并以國防軍統帥部的名義下達的命令。
這兩部分文件要麼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親自起草的，要麼由國防處提供必要的數據。
而後者是經常性的。
以類似方式完成的，還有國防軍統帥部對個别戰局所下達的&ldquo特别指令&rdquo在拟制這些指令過程中，往往要克服許多特殊困難，因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親自來定，而無數其他決定，如邊界和消息的封鎖、貨币兌換率以及許多其他問題。
均需有帝國最高民事當局的合作，但這些又因保密緣故，不能及時加以解決。
随着戰争規模的擴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變得十分困難，因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況都允許國防軍統帥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權威，因此，統帥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與盟國的關系 在波蘭戰局和法國戰局之間的數月裡，德國在軍事上處于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這個德國未來唯一的盟國，在戰争一開始就讓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參戰與不參戰之間搖擺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視了自己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
到1940年1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約德爾将軍轉呈的國防處的意見。
該意見認為，鑒于未來對作戰物資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參戰不會給德國帶來多大利益。
如果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在組織上與意大利進行聯合作戰。
然而，希特勒對&ldquo與領袖（指墨索裡尼）的會談，喜形于色，十分滿足&rdquo&mdash&mdash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參戰。
1940年3月19日他自會談返回後，情況便發生了根本變化。
盡管如此，希特勒為了迷惑朋友和敵人，與墨索裡尼的第一次會晤中，仍向對方展示了一份遠遠誇大的&ldquo己方兵力區分圖&rdquo，這就是德、意雙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礎。
在一陣歡欣鼓舞之後，德國逐漸冷靜下來。
雙方商定，兩國軍隊總參謀部保持進一步接觸，就戰略方面互相通報各自的依據和目的。
德國方面對此事猶豫不決。
這一心理狀态在幾天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所寫的日記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ldquo元首在報告中講到了，我們如何在與意大利總參謀部會談中取得領先地位。
首先，通過駐羅馬大使館弄清，他們準備通過什麼途徑，來減輕我們的負擔，然後，才有可能談渡過萊茵河上遊實施作戰的問題。
隻有當我們的牌亮出以後，才能考慮雙方總參謀部的會談&rdquo 由于意大利的軍事首腦們一直反對他們的國家參戰，更談不上與德國國防軍的緊密合作。
因此，根本不會作任何思想準備工作，因此，雙方不可能組成聯合參謀部，共同指揮這場同盟戰争。
在&ldquo軸心國&rdquo進行聯合作戰的整個時期裡，這種狀況一直沒有什麼改變。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裡尼周圍的人&mdash&mdash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願提前透露他的作戰計劃；而意大利人考慮的是，首先進行一場&ldquo平行戰争&rdquo，爾後，在德國進行的戰争中，成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
希特勒不願意對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響，因為他認為目前還沒有發生傷害意大利領袖的事情，也沒有導緻損害&ldquo軸心&rdquo最寶貴的鍊節，即兩國元首間的相互信任的因素。
後來的觀察證實了人們的這樣一種推測，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這種方法竭力維護墨索裡尼這位&ldquo軸心&rdquo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執行者，在意大利人民、軍官團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國，根據三國條約，于1942年1月成立了&ldquo軍事委員會&rdquo。
它給人以假象，似乎這個軍事委員會的效仿西方同盟國的&ldquo盟因參謀長聯席會議&rdquo而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實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離了它原來的目标&mdash&mdash起碼從希特勒方面來說是如此。
如果軍事委員會中的德國成員。
連自己本國的作戰計劃都知之甚少，那就談不上對作戰問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研究，軍事委員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
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仍是為希特勒自己設置的，他打算以此來取代聯合參謀部的有計劃、有預見性的工作。
在整個戰争期間，國家首腦的偶爾會晤、文件往來，成了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最基本的手段。
三軍駐意大利武官被任命為為軍事委員會中的&ldquo聯絡将宮&rdquo，但隻在需要時，才命令他們參加工作。
德國步兵上将馮·林特倫是&ldquo駐意大利大本營的德國将官&rdquo&rsquo，駐地安排在羅馬的意大利大本營附近，能夠每天參加那裡的形勢讨論會，但他很少到會；意大利長駐柏林的代表，也同樣很少在希特勒的戰地大本營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