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漢骞和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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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士兵。
起先隻有我和沈雲霄二人管帶連裡餘下的士兵，後來即連沈特務長也被差派到軍部服務，于是全連隻有我一個人，所有管理、訓練、衛生諸事都在我頭上。
阙漢骞師長也曾一日來到我們駐紮的一個農戶裡。
當他發現我一個人帶着三十六個兵，隻是當場大笑。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們志願赴越南搜集情報，也是百般煩悶之中找新鮮的事做，也與他麾下的士氣有關，才盡量鼓勵。
為什麼照顧幾十個士兵竟有這麼多訴苦之處？第一，我們下級軍官最怕士兵生病。
一天早上一個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會有十個發炎。
還怕他們偷農夫的玉蜀黍、煮食他們的狗。
在當日的情形，實際上之考慮超過道德上之動機。
因為士兵一有機會，必貪吃得生病。
在滇南氣溫晝夜劇變、瘧蚊遍處飛的情況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
而且我們也害怕士兵會攜械潛逃。
和我們駐地不遠山上的土匪，就出價收買我們的步騎槍和機關槍，機關槍每挺七千元，等于我們一個士兵四十年的薪饷。
很多部隊長即在夜晚将全部軍械用鍊條鎖在槍架上。
我在這時候已對我們的師長有相當的佩服。
我想，我帶着三十六個兵，已感到難于應付，夜晚也睡不着覺，則他帶着四五千這樣的兵，擔任橫寬五十裡縱長百餘裡地帶的國防，既要支持像我們一樣在軍官學校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又要顧及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的各種反應，仍然安枕而卧，談笑風生。
同樣的情形下，我對最高統帥，隻更有佩服。
我想他以這樣的幾百個師去和日本一百多萬大軍作戰，對方有海陸空軍的優勢力量不說，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戰死”的決心，今日想來仍有餘悸。
況且自學曆史之後，更體會到中國在财政稅收上不圖長進，對内不設防，隻靠社會價值（socialvalue）組織簡單均一的農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幾百年的曆史，因之對當日很多人不顧曆史背景，也在國難當頭的期間不赴公家之急，而隻在事後一味批判，動辄謾罵負責人，不會同情傾慕。
真的我們全部貪污無能？我自己在國軍裡隻官至少校。
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軍司令部任上尉參謀，曾和少校參謀莫吟秋（今已失去聯絡不知出處）同督率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步兵兩個聯隊和工兵聯隊修複滬杭公路。
當時日軍分屬戰俘，名義上由我們司令部高級将領命令之下分派勤務，而實際那次自始至終從營房至野外，一個多月内，與他們接觸的，隻有我們二人。
有了實地的經驗，才知道隻要一紙命令，指揮區處日軍毫無難處，他們一切全部循規蹈矩，惟恐不符合我們旨意。
倒是要驚動我們自己的各部門，麻煩就多了。
軍事機關的接洽，到處責任分歧，總是科長不在，處長不在，“最好請貴參謀明天再來”。
即是一個駕駛兵，也自分為技術人員，首先即無階級服從之觀念，倒要參講理由。
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該校每一學期各學員之成績，評定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
我雖不才，在國軍裡保升少校還幾次遭駁斥，和美國資深學員競争，還用他們的軍語和習慣作根據，卻能始終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紀錄。
我們的聯絡教官伍德克（MajorRogerD.Wolcott）經常和我們說起：“要是在中國行，在外國一定行。
”伍少校在中國居留多年，他所說表面上看來是稱贊中國人才，實際上則在指出中國社會未上軌道，多時即有能力無從發揮也。
阙漢骞将軍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們不能做的事。
有一次他和我們閑談，他就說起，“很多人以為我很好玩。
我剛來平壩的時候，這裡地方先生也是這樣想。
後來他們一位先生的兒子盜買我的機關槍，給我捉到槍斃。
這一來，他們才曉得我不是那樣好玩了。
”我們一打聽确有其事。
在我們報到之前真有當地士紳的家屬偷買機關槍，經師部審明将買賣兩方一并槍決。
據我猜想，他當時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實際是一個化外之區。
要是他一寬縱，任何事項都可能發生。
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誤會以為可以在他面前違犯軍紀。
所以他逢人就說，好像他真能殺人不眨眼，借此向遠近各方發出警告，我不相信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終沒有機會親見阙漢骞将軍乃一員“猛将”的實際情形。
可是從多方觀察，我相信他從裡到外、從上至下都具備做猛将的性格。
那年年底，剛在珍珠港戰事不久後，日軍三犯湘北，我父親在長沙鄉下病危，我經師長親自批準短假回家料理。
後來又因父親去世，改請長假（亦即是脫離十四師），也蒙師長批準，并且他親筆寫“葬父遷母，孝道無愧”作鼓勵。
兩年後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
十四師和五十師也由雲南經空運至印緬邊境，改隸駐印軍的戰鬥序列。
阙師長以代理軍長的身份随來。
我衷心希望軍中有此猛将。
駐印軍每月有呈最高統帥的月報，由副總指揮鄭洞國将軍（最近在北京逝世）簽名不經過總指揮（史迪威），是國軍野戰軍與重慶的機密聯系，我是最基層的執筆人，就趁此機會，在報告裡提出應升阙将軍為軍長。
在國軍的政治體系裡鄭屬“何老總”（何應欽将軍）、阙屬“陳老總”（陳誠将軍）的體系，可是雖如此，那月報也真如我拟稿的發出，後來因為史迪威要将十四師和五十師分割，隸屬新六軍和新一軍，此事未果，阙将軍也匆促回國，他對我們的提議全不知情。
隻是我們司令部裡有“黃仁宇以上尉參謀的資格保軍長”的傳說。
然則事既不成，我們也無從以創造“科員政治”的奇迹自居了。
阙代軍長在緬甸的一段短時間，我和他沒有隸屬關系，更可以凡事必說，雖然以我們階級之懸殊，也無記挂。
有一天不知如何說到男女關系的題目上去了。
他就說：“聽我講，這時候要對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
要是她凡事依從，脫褲子還來不及，那就興味索然了。
”沒有另外一個長官會講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見得即是涉及私生活他全無意掩飾。
他那時候極想觀察駐印軍在緬甸的部隊情形和戰法，如果他以高級将領的名分參觀，必會興師動衆，也怕各部隊長認為有政治作用。
乃由他和我私下商量，全不驚動各方，由我私下安排，派下指揮車一輛陪他花了一個上午，通過前線各營連的位置，也停下來和下級幹部與士兵閑談（也在敵人炮兵射程之内），駐印軍雖然在這時候一路打勝仗，部隊間也仍不能完全抛卻某些壞習慣，例如誇張敵情，貪報戰功，暗中傾軋等等，也不知道如何阙将軍全部洞悉。
有一天他就和我說：“每個人都說以國體為重，可是看到美國人就扯媚眼！”此中不較修辭，也是阙漢骞之本色。
不少在台灣的朋友，想必知道阙将軍乃是當代書法大家之一。
他在軍中長期的嗜好乃是習草書，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曾在台北舉行個人書法展覽。
不幸他給我的親筆信，都已在戰時遺失。
還有一件令人惆怅的事則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參觀時，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為阙漢骞。
中國軍人在這一段時間不能表現得更好，總算是時代使然。
阙漢骞造琉璃瓦的壽廬被指摘，以作藝術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麼我們也隻好以杜甫所作詩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貴于我如浮雲”，和李白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吊念将軍，并以之為我們這一代為他麾下袍澤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滞大陸、或流亡海外的一種自我解釋和自我慰藉了。
1991年7月4—10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起先隻有我和沈雲霄二人管帶連裡餘下的士兵，後來即連沈特務長也被差派到軍部服務，于是全連隻有我一個人，所有管理、訓練、衛生諸事都在我頭上。
阙漢骞師長也曾一日來到我們駐紮的一個農戶裡。
當他發現我一個人帶着三十六個兵，隻是當場大笑。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們志願赴越南搜集情報，也是百般煩悶之中找新鮮的事做，也與他麾下的士氣有關，才盡量鼓勵。
為什麼照顧幾十個士兵竟有這麼多訴苦之處？第一，我們下級軍官最怕士兵生病。
一天早上一個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會有十個發炎。
還怕他們偷農夫的玉蜀黍、煮食他們的狗。
在當日的情形，實際上之考慮超過道德上之動機。
因為士兵一有機會，必貪吃得生病。
在滇南氣溫晝夜劇變、瘧蚊遍處飛的情況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
而且我們也害怕士兵會攜械潛逃。
和我們駐地不遠山上的土匪，就出價收買我們的步騎槍和機關槍，機關槍每挺七千元，等于我們一個士兵四十年的薪饷。
很多部隊長即在夜晚将全部軍械用鍊條鎖在槍架上。
我在這時候已對我們的師長有相當的佩服。
我想，我帶着三十六個兵，已感到難于應付，夜晚也睡不着覺，則他帶着四五千這樣的兵，擔任橫寬五十裡縱長百餘裡地帶的國防，既要支持像我們一樣在軍官學校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又要顧及軍需處、副官處和參謀處的各種反應，仍然安枕而卧，談笑風生。
同樣的情形下，我對最高統帥，隻更有佩服。
我想他以這樣的幾百個師去和日本一百多萬大軍作戰，對方有海陸空軍的優勢力量不說，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戰死”的決心，今日想來仍有餘悸。
況且自學曆史之後，更體會到中國在财政稅收上不圖長進，對内不設防，隻靠社會價值（socialvalue）組織簡單均一的農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幾百年的曆史，因之對當日很多人不顧曆史背景，也在國難當頭的期間不赴公家之急，而隻在事後一味批判，動辄謾罵負責人，不會同情傾慕。
真的我們全部貪污無能？我自己在國軍裡隻官至少校。
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軍司令部任上尉參謀，曾和少校參謀莫吟秋（今已失去聯絡不知出處）同督率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步兵兩個聯隊和工兵聯隊修複滬杭公路。
當時日軍分屬戰俘，名義上由我們司令部高級将領命令之下分派勤務，而實際那次自始至終從營房至野外，一個多月内，與他們接觸的，隻有我們二人。
有了實地的經驗，才知道隻要一紙命令，指揮區處日軍毫無難處，他們一切全部循規蹈矩，惟恐不符合我們旨意。
倒是要驚動我們自己的各部門，麻煩就多了。
軍事機關的接洽，到處責任分歧，總是科長不在，處長不在，“最好請貴參謀明天再來”。
即是一個駕駛兵，也自分為技術人員，首先即無階級服從之觀念，倒要參講理由。
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該校每一學期各學員之成績，評定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
我雖不才，在國軍裡保升少校還幾次遭駁斥，和美國資深學員競争，還用他們的軍語和習慣作根據，卻能始終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紀錄。
我們的聯絡教官伍德克（MajorRogerD.Wolcott）經常和我們說起：“要是在中國行，在外國一定行。
”伍少校在中國居留多年，他所說表面上看來是稱贊中國人才，實際上則在指出中國社會未上軌道，多時即有能力無從發揮也。
阙漢骞将軍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們不能做的事。
有一次他和我們閑談，他就說起，“很多人以為我很好玩。
我剛來平壩的時候，這裡地方先生也是這樣想。
後來他們一位先生的兒子盜買我的機關槍，給我捉到槍斃。
這一來，他們才曉得我不是那樣好玩了。
”我們一打聽确有其事。
在我們報到之前真有當地士紳的家屬偷買機關槍，經師部審明将買賣兩方一并槍決。
據我猜想，他當時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實際是一個化外之區。
要是他一寬縱，任何事項都可能發生。
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誤會以為可以在他面前違犯軍紀。
所以他逢人就說，好像他真能殺人不眨眼，借此向遠近各方發出警告，我不相信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終沒有機會親見阙漢骞将軍乃一員“猛将”的實際情形。
可是從多方觀察，我相信他從裡到外、從上至下都具備做猛将的性格。
那年年底，剛在珍珠港戰事不久後，日軍三犯湘北，我父親在長沙鄉下病危，我經師長親自批準短假回家料理。
後來又因父親去世，改請長假（亦即是脫離十四師），也蒙師長批準，并且他親筆寫“葬父遷母，孝道無愧”作鼓勵。
兩年後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
十四師和五十師也由雲南經空運至印緬邊境，改隸駐印軍的戰鬥序列。
阙師長以代理軍長的身份随來。
我衷心希望軍中有此猛将。
駐印軍每月有呈最高統帥的月報，由副總指揮鄭洞國将軍（最近在北京逝世）簽名不經過總指揮（史迪威），是國軍野戰軍與重慶的機密聯系，我是最基層的執筆人，就趁此機會，在報告裡提出應升阙将軍為軍長。
在國軍的政治體系裡鄭屬“何老總”（何應欽将軍）、阙屬“陳老總”（陳誠将軍）的體系，可是雖如此，那月報也真如我拟稿的發出，後來因為史迪威要将十四師和五十師分割，隸屬新六軍和新一軍，此事未果，阙将軍也匆促回國，他對我們的提議全不知情。
隻是我們司令部裡有“黃仁宇以上尉參謀的資格保軍長”的傳說。
然則事既不成，我們也無從以創造“科員政治”的奇迹自居了。
阙代軍長在緬甸的一段短時間，我和他沒有隸屬關系，更可以凡事必說，雖然以我們階級之懸殊，也無記挂。
有一天不知如何說到男女關系的題目上去了。
他就說：“聽我講，這時候要對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
要是她凡事依從，脫褲子還來不及，那就興味索然了。
”沒有另外一個長官會講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見得即是涉及私生活他全無意掩飾。
他那時候極想觀察駐印軍在緬甸的部隊情形和戰法，如果他以高級将領的名分參觀，必會興師動衆，也怕各部隊長認為有政治作用。
乃由他和我私下商量，全不驚動各方，由我私下安排，派下指揮車一輛陪他花了一個上午，通過前線各營連的位置，也停下來和下級幹部與士兵閑談（也在敵人炮兵射程之内），駐印軍雖然在這時候一路打勝仗，部隊間也仍不能完全抛卻某些壞習慣，例如誇張敵情，貪報戰功，暗中傾軋等等，也不知道如何阙将軍全部洞悉。
有一天他就和我說：“每個人都說以國體為重，可是看到美國人就扯媚眼！”此中不較修辭，也是阙漢骞之本色。
不少在台灣的朋友，想必知道阙将軍乃是當代書法大家之一。
他在軍中長期的嗜好乃是習草書，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曾在台北舉行個人書法展覽。
不幸他給我的親筆信，都已在戰時遺失。
還有一件令人惆怅的事則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參觀時，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為阙漢骞。
中國軍人在這一段時間不能表現得更好，總算是時代使然。
阙漢骞造琉璃瓦的壽廬被指摘，以作藝術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麼我們也隻好以杜甫所作詩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貴于我如浮雲”，和李白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吊念将軍，并以之為我們這一代為他麾下袍澤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滞大陸、或流亡海外的一種自我解釋和自我慰藉了。
1991年7月4—10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