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那維亞
關燈
小
中
大
afV）現年八十七，是三個國家中較有實權的王者，他年輕時曾參加滑雪競賽。
奧斯陸的博物館除了陳列維京的高頭船外，也陳列了探險北極的船隻和第二次大戰期間兩個挪威人冒險渡海參加在英武裝部隊的舢闆，全長不過十餘尺，毫無特别裝備，又有冒險家拟橫渡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草筏，即是威格蘭公園（VigelandPark）的雕像六百餘尊，全部裸體也以戶外作主題。
丹麥顯示着她的封建傳統。
王宮前的衛隊換班仍吸引遊客的興趣，有如倫敦之白金漢宮，希勒洛（Hillerod）的碉堡内至今還有丹麥王室為主體的武士團成員之名位，即當今暹羅國王及現任日本天皇明仁亦赫然在内。
（實際上不過由國王授予各人勳章。
）而現今之丹麥女王瑪格麗特第二（MargaretheⅡ）則系一個毫不矜誇的人物，衣飾有如家庭主婦。
瑞典注重長久之過去，王宮陳列着傳國珍寶。
相去不遠之寺院埋藏着多數該國君主，包括前述戈斯塔勿司·亞多爾夫司。
值得一提的是前任瑞典國王，當今國王之祖父戈斯塔勿司第六，為有名的學者，曾參加中國的考古工作，至今斯德哥爾摩仍有東方博物館，傳統上瑞典學界對漢學頗感興趣。
我們看到這幾個國家田園修飾，所至之各處餐廳整潔無瑕，人民也守法有禮，無一夫一婦衣服褴褛，也未見任何兒童無人管教流落街頭，無法不感覺敬羨。
可是參照書本，也知道發展的過程中各國都有不同的遭遇，其他國家無從全部仿效，況且一百年前三國之君臣也斷想不到今日之景況。
在技術方面産業落後的國家隻能參照中外情勢，由舊式農業管理的方式，進至商業的條理管制。
至于進展到何程度則無法勉強苛求。
物質條件是組織的資料，卻不是立國之宗旨。
它可以從旁使人民的生活更為充裕而有意義，卻不能單獨地代表這種意義，尤其不能代替全體的人民。
挪威1905年的獨立運動之另一動機即系其領袖看到對外移民過多，希望增強民族國家的自尊心。
那麼，什麼是人生的真意義？這問題便是我們在奧斯陸峽灣的島嶼上所産生的感想了。
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試作歌劇，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時受基督教徒傳教的情節。
可是作傳者沒有詳述劇本内容。
我們知道的則是他認為皮膚白皙金發碧眼的日耳曼民族（當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創造精神也最有出息，應較其他人種有更大的生存機會。
這觀念一經他提倡，就索性貫徹到底，甚至在他眼裡貪婪醜陋的人種亦不妨将之斬盡殺絕。
這樣，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認為生活沒有真切的意義，即使有，我們也無法知悉。
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休谟（DavidHume）即強調人類的知識不外從感覺（sensation）所獲得，所以無法證實其真實性。
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創造完滿的宇宙。
休谟即反問，我們如何保證這不是一個“嬰孩上帝”，初出茅廬地制造宇宙，結果是一團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費材料，以緻他自己不堪回首，隻好任之棄之？我們看到冰河遺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這樣的懷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動人類曆史的主要動力。
在多少場合中有決定性的影響。
現在很多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維亞的森林繁殖過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
在其過程中也促進現代民族國家之成長，甚至影響到資本主義之展開。
例如威尼斯人即為逃斯堪的那維亞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難斯島，發現無土可耕，無纖維可織，才銳意經商，既兼魚鹽之利，也以商法為民法，造成資本主義的基礎。
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積的資本，透過荷蘭，而輸入于英而美，促成該國家之成長。
東亞大陸的情形則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邊也不能供應多量人口，一遇幹旱，匈奴突厥就大舉南侵，近千年來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遊牧民族的大量騎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農業人口，更為患中原。
針對這樣的威脅，才有中國傳統體制之綿延不斷。
中國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術成長之前即強行中央集權，以至官僚集團之邏輯駕淩于實情和數目字之上，其阻礙現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處指出。
隻是在歐美科技展開之前，也曾在體制上和文物上展現過光輝，總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當中聯系着一個時間因素。
今日，則兩種體制經過長期的琢磨，已有彙合的趨勢。
我們不能再強調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也無法提倡劫富濟貧（因為各國财富也是她們組織上之臍帶）。
因之隻有互相激勸，增進彼此之同情和諒解。
況且再瞻望亞洲腹地和非洲各國，很多地方仍是哀鴻遍野。
這些地區之不安，即非人類之福。
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一方面企圖保持近世紀來之局外中立，不願參與超級強國政治，一方面又熱心于國際和平運動，積極支持聯合國，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區宇一家”之趨勢下的警覺。
也就是說，今後人類如仍企盼生存，則除了在技術上增進之外，群衆生活之倫理标準亦不得不勝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
奧斯陸的博物館除了陳列維京的高頭船外，也陳列了探險北極的船隻和第二次大戰期間兩個挪威人冒險渡海參加在英武裝部隊的舢闆，全長不過十餘尺，毫無特别裝備，又有冒險家拟橫渡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草筏，即是威格蘭公園（VigelandPark）的雕像六百餘尊，全部裸體也以戶外作主題。
丹麥顯示着她的封建傳統。
王宮前的衛隊換班仍吸引遊客的興趣，有如倫敦之白金漢宮，希勒洛（Hillerod）的碉堡内至今還有丹麥王室為主體的武士團成員之名位，即當今暹羅國王及現任日本天皇明仁亦赫然在内。
（實際上不過由國王授予各人勳章。
）而現今之丹麥女王瑪格麗特第二（MargaretheⅡ）則系一個毫不矜誇的人物，衣飾有如家庭主婦。
瑞典注重長久之過去，王宮陳列着傳國珍寶。
相去不遠之寺院埋藏着多數該國君主，包括前述戈斯塔勿司·亞多爾夫司。
值得一提的是前任瑞典國王，當今國王之祖父戈斯塔勿司第六，為有名的學者，曾參加中國的考古工作，至今斯德哥爾摩仍有東方博物館，傳統上瑞典學界對漢學頗感興趣。
我們看到這幾個國家田園修飾，所至之各處餐廳整潔無瑕，人民也守法有禮，無一夫一婦衣服褴褛，也未見任何兒童無人管教流落街頭，無法不感覺敬羨。
可是參照書本，也知道發展的過程中各國都有不同的遭遇，其他國家無從全部仿效，況且一百年前三國之君臣也斷想不到今日之景況。
在技術方面産業落後的國家隻能參照中外情勢，由舊式農業管理的方式，進至商業的條理管制。
至于進展到何程度則無法勉強苛求。
物質條件是組織的資料，卻不是立國之宗旨。
它可以從旁使人民的生活更為充裕而有意義，卻不能單獨地代表這種意義，尤其不能代替全體的人民。
挪威1905年的獨立運動之另一動機即系其領袖看到對外移民過多，希望增強民族國家的自尊心。
那麼，什麼是人生的真意義？這問題便是我們在奧斯陸峽灣的島嶼上所産生的感想了。
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試作歌劇，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時受基督教徒傳教的情節。
可是作傳者沒有詳述劇本内容。
我們知道的則是他認為皮膚白皙金發碧眼的日耳曼民族（當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創造精神也最有出息，應較其他人種有更大的生存機會。
這觀念一經他提倡，就索性貫徹到底，甚至在他眼裡貪婪醜陋的人種亦不妨将之斬盡殺絕。
這樣，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認為生活沒有真切的意義，即使有，我們也無法知悉。
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休谟（DavidHume）即強調人類的知識不外從感覺（sensation）所獲得，所以無法證實其真實性。
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創造完滿的宇宙。
休谟即反問，我們如何保證這不是一個“嬰孩上帝”，初出茅廬地制造宇宙，結果是一團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費材料，以緻他自己不堪回首，隻好任之棄之？我們看到冰河遺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這樣的懷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動人類曆史的主要動力。
在多少場合中有決定性的影響。
現在很多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維亞的森林繁殖過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
在其過程中也促進現代民族國家之成長，甚至影響到資本主義之展開。
例如威尼斯人即為逃斯堪的那維亞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難斯島，發現無土可耕，無纖維可織，才銳意經商，既兼魚鹽之利，也以商法為民法，造成資本主義的基礎。
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積的資本，透過荷蘭，而輸入于英而美，促成該國家之成長。
東亞大陸的情形則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邊也不能供應多量人口，一遇幹旱，匈奴突厥就大舉南侵，近千年來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遊牧民族的大量騎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農業人口，更為患中原。
針對這樣的威脅，才有中國傳統體制之綿延不斷。
中國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術成長之前即強行中央集權，以至官僚集團之邏輯駕淩于實情和數目字之上，其阻礙現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處指出。
隻是在歐美科技展開之前，也曾在體制上和文物上展現過光輝，總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當中聯系着一個時間因素。
今日，則兩種體制經過長期的琢磨，已有彙合的趨勢。
我們不能再強調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也無法提倡劫富濟貧（因為各國财富也是她們組織上之臍帶）。
因之隻有互相激勸，增進彼此之同情和諒解。
況且再瞻望亞洲腹地和非洲各國，很多地方仍是哀鴻遍野。
這些地區之不安，即非人類之福。
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一方面企圖保持近世紀來之局外中立，不願參與超級強國政治，一方面又熱心于國際和平運動，積極支持聯合國，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區宇一家”之趨勢下的警覺。
也就是說，今後人類如仍企盼生存，則除了在技術上增進之外，群衆生活之倫理标準亦不得不勝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