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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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士為知己者用。
”(司馬遷《報任安書》)劉備遇諸葛亮如魚得水，雖有君臣之份，實似密友相随。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諸葛亮的這番話，表明他對明主相知，自己的雄才大略有了施展之機的這種“殊遇”，是刻骨銘心，永志不忘的。
劉備臨終前向諸葛亮囑以後事，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這種絕無隔閡的知遇之恩。
更使諸葛亮許劉備以忠誠。
而忠誠，既是情誼和義務，更是為共同理想、共同志向所磨砥、所凝聚。
但是後主劉禅卻貪圖享樂、居危苟安，不圖進取。
針對這種情況，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幾乎通篇以先帝劉備作比加以規勸，這樣既不失自己為臣的身份，又使後主能夠接受意見。
諸葛亮在表中規勸的三要點是：納谏、法治、用人。
在蜀漢政權的危急時刻，良臣所以忠于朝廷，就在于感念劉備的恩遇。
劉備禮賢下士，親近賢臣，疏遠小人，為遠大理想而奮鬥終生，這是應該效法的。
諸葛亮委婉地用“宜”與“不宜”，勸誡後主廣開言路，自信自重，納忠谏，明大義，完成劉備的遺志，這無疑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陳壽評論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李嚴是劉備死時同諸葛亮一起受顧命的大臣，廖立是蜀漢政權的重要人物，二人因過失被諸葛亮貶官為民，卻毫無怨言，聞諸葛亮去世，一個痛惜緻死，一個失聲大哭。
諸葛亮辦事公正，賞罰分明，能使受獎者自勵，受懲者不怨，實在是他明志、緻遠、舉大業、平天下的重要内容。
因而在表中強調“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也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最後，諸葛亮指出郭攸之、費祎、董允及向寵這三文一武老臣，俱為劉備考驗、選拔出的忠直之士，請後主凡事均應咨詢他們的意見，繼而歸結到“親賢臣、遠小人”這一關鍵所在，并以劉備常痛恨于東漢桓帝、靈帝親信宦官，緻使朝政日下的例子，委婉地加以勸谏。
這同樣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出師表》前半部份是忠谏叙理，後半部份則是剖情表态。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的幾年時間裡，而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敵強我弱的嚴酷局面，力排守成之議，堅持北伐的主張，并為這一主張的付諸實施而嘔心瀝血。
他結好東吳，再修聯盟渡泸南征，平定叛亂發展生産，積聚軍資治戎講武，充實兵甲。
這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鞏固後方，穩定政權，蓄養國力，以求“獎帥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最終實現一統天下的志向。
唯淡泊方能明志，唯甯靜方能緻遠。
對于這一天經地義、颠撲不破的道理，諸葛亮既然是發宇宙自然之微而得之，他對這道理的認識就極為深刻了。
他對後主劉禅的忠谏叙理及自我剖情表态，反複闡述的都是這個道理。
他以理服人，以情動人，情理交融，言辭懇切，全文歸結到自立軍令，督責諸臣上，并再次告誡後主一定要“察納人言”，發揚劉備尊賢納谏的好傳統，從而與表文開頭遙相呼應，言盡意詳，将一腔心事，滿腹深情，付于一表之中。
由于後主劉禅的昏庸，使得諸葛亮的勸誡，真是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
由于這一原因，文章在藝術上文采不豔，确實過于丁甯周至。
如表文中提及“先帝劉備”處達十三次之多，這是諸葛亮的身份及作表的目的所決定，而這種丁甯周至，卻也使得文章委婉曲折，含蓄深沉。
文章語言質樸無華，很少修飾，很少用典，但其骈散結合的特色，又使自然流暢的表述，有着鮮明的節奏感。
全篇融議論、叙事、抒情為一體，感情熾烈、濃厚，說理嚴密、透徹，常用正反對比的手法，申明利害，而偶句的對列，加強了文章的力量，使其寓意深刻感人。
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劉勰曾在《文心雕龍·章表》中，對諸葛亮的這篇《出師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表之英也。
”這是十分準确的。
”(司馬遷《報任安書》)劉備遇諸葛亮如魚得水，雖有君臣之份，實似密友相随。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諸葛亮的這番話，表明他對明主相知，自己的雄才大略有了施展之機的這種“殊遇”，是刻骨銘心，永志不忘的。
劉備臨終前向諸葛亮囑以後事，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這種絕無隔閡的知遇之恩。
更使諸葛亮許劉備以忠誠。
而忠誠，既是情誼和義務，更是為共同理想、共同志向所磨砥、所凝聚。
但是後主劉禅卻貪圖享樂、居危苟安，不圖進取。
針對這種情況，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幾乎通篇以先帝劉備作比加以規勸，這樣既不失自己為臣的身份，又使後主能夠接受意見。
諸葛亮在表中規勸的三要點是：納谏、法治、用人。
在蜀漢政權的危急時刻，良臣所以忠于朝廷，就在于感念劉備的恩遇。
劉備禮賢下士，親近賢臣，疏遠小人，為遠大理想而奮鬥終生，這是應該效法的。
諸葛亮委婉地用“宜”與“不宜”，勸誡後主廣開言路，自信自重，納忠谏，明大義，完成劉備的遺志，這無疑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陳壽評論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李嚴是劉備死時同諸葛亮一起受顧命的大臣，廖立是蜀漢政權的重要人物，二人因過失被諸葛亮貶官為民，卻毫無怨言，聞諸葛亮去世，一個痛惜緻死，一個失聲大哭。
諸葛亮辦事公正，賞罰分明，能使受獎者自勵，受懲者不怨，實在是他明志、緻遠、舉大業、平天下的重要内容。
因而在表中強調“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也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最後，諸葛亮指出郭攸之、費祎、董允及向寵這三文一武老臣，俱為劉備考驗、選拔出的忠直之士，請後主凡事均應咨詢他們的意見，繼而歸結到“親賢臣、遠小人”這一關鍵所在，并以劉備常痛恨于東漢桓帝、靈帝親信宦官，緻使朝政日下的例子，委婉地加以勸谏。
這同樣是切中時弊，直指後主的缺漏的。
《出師表》前半部份是忠谏叙理，後半部份則是剖情表态。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的幾年時間裡，而對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敵強我弱的嚴酷局面，力排守成之議，堅持北伐的主張，并為這一主張的付諸實施而嘔心瀝血。
他結好東吳，再修聯盟渡泸南征，平定叛亂發展生産，積聚軍資治戎講武，充實兵甲。
這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鞏固後方，穩定政權，蓄養國力，以求“獎帥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最終實現一統天下的志向。
唯淡泊方能明志，唯甯靜方能緻遠。
對于這一天經地義、颠撲不破的道理，諸葛亮既然是發宇宙自然之微而得之，他對這道理的認識就極為深刻了。
他對後主劉禅的忠谏叙理及自我剖情表态，反複闡述的都是這個道理。
他以理服人，以情動人，情理交融，言辭懇切，全文歸結到自立軍令，督責諸臣上，并再次告誡後主一定要“察納人言”，發揚劉備尊賢納谏的好傳統，從而與表文開頭遙相呼應，言盡意詳，将一腔心事，滿腹深情，付于一表之中。
由于後主劉禅的昏庸，使得諸葛亮的勸誡，真是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
由于這一原因，文章在藝術上文采不豔，确實過于丁甯周至。
如表文中提及“先帝劉備”處達十三次之多，這是諸葛亮的身份及作表的目的所決定，而這種丁甯周至，卻也使得文章委婉曲折，含蓄深沉。
文章語言質樸無華，很少修飾，很少用典，但其骈散結合的特色，又使自然流暢的表述，有着鮮明的節奏感。
全篇融議論、叙事、抒情為一體，感情熾烈、濃厚，說理嚴密、透徹，常用正反對比的手法，申明利害，而偶句的對列，加強了文章的力量，使其寓意深刻感人。
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劉勰曾在《文心雕龍·章表》中，對諸葛亮的這篇《出師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表之英也。
”這是十分準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