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編[1] 有底力的江戶文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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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收取一定的賦稅，或者即便他們想到了，也認為求助于那幫人是可恥的。
輕視商人的武士幕府政權，有理由對來自農民的&ldquo年貢&rdquo非常看重。
農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看重的。
為此，農民就必須辛勤勞動，而且必須極為質樸而又順從。
把農民置于這樣的狀态，可以說這是德川幕府始終一貫的大政方針。
農民的無知對于這種政策的施行也非常有利。
當然，随着時世推移，農民之中也漸漸地沾染了奢侈之風，但盡管如此，與同時代的町人及武家集團比較起來，還沒有達到形成問題的程度。
而且，町人的奢侈風氣也感染了武家，使武家的财政更加困窘，于是對農民征收的苛捐雜稅就更為繁多了，超過一定限度之後，農民便不得不揭竿而起。
以木内宗吾等人為開端的幾撥&ldquo義民&rdquo起義，在江戶時代社會史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波瀾。
不過，那也不過是局部地區的現象，随着特殊的苛征有所收斂，特殊的暴動也就停息了，還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階級對抗的程度。
德川幕府實施的農民政策對日本經濟文化的發展是否有利，這又另當别論，但無論如何，為了&ldquo國泰民安&rdquo而實施的對農民的統治政策，是近乎于成功的，這一點毫無疑義。
不過，雖說如此，我們并不能認為當時的武家僅僅是将農民作為榨取的對象來對待。
封建制度的哲學的、倫理學的基礎觀念，将這種榨取和被榨取的關系緩和化了。
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自己的身份地位，要按照自己的身份而生活。
安于本分，避免犯上作亂，這就是&ldquo士農工商&rdquo四民制的道德。
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ldquo商人謀利&rdquo的思想發揮了保障社會秩序的杠杆作用。
商人重視金錢是在追求商業利潤，即便是在關乎愛子一生幸福的大事上花了大把的金錢，也是在使用他的商業利潤。
（例如近松[4]在他的劇本《壽之門松》中的淨閑這個角色，體現的就是這種思想。
）同樣地，辛勤勞作、質樸為人，過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及時交納年供，以報&ldquo國恩&rdquo，也是&ldquo百姓本分&rdquo。
武家對百姓的榨取是立足于這樣的道德觀念之上的，因而在良心上并沒有什麼不安，他們對百姓的統治仍然是恩威并重。
實際上，武家的&ldquo善政&rdquo體現為對百姓的無微不至的關心，這一點在慶安二年二月發布的《告各地鄉村》的告示中就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隻是抄出四、五節（全文請參見齋藤隆三《近世世相史》第93頁以下）&mdash&mdash 一、稍有經商頭腦，有利于持家度日。
因需要繳納年供而買五谷，又需購買日用，若無經商之心，則容易上當受騙。
二、要将屋前的庭院收拾得幹淨些。
院子朝南，有利于收曬稻麥、大豆及雜糧。
庭院不幹淨，會使糧食中夾雜沙土，賣糧時會降低價錢，而蒙受損失。
三、春秋要注意做些艾灸，以使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幹活有勁。
若不健康則妨礙幹活，要專心持家過日子。
妻子兒女亦應如此。
四、不要吸煙。
吸煙不能代替吃飯，最終隻能帶來憂煩。
吸煙浪費工夫，破費金錢，易引發火災，百害而無一利。
五、&hellip&hellip以上諸事，務要牢記在心。
要努力幹活，使家中米糧滿倉，生活富裕，吃穿之物，随心取用。
如今天下太平，糧食财物縱多，亦不會遭到貪官污吏無理盤剝，也不會遭到搶劫，可惠及子孫。
遇到災荒之年，也可使一家老小衣食無憂。
按時繳納年供，可使百姓心安，切記、切記！并以此教育子孫，好好幹活，勤奮持家。
慶安二年，也就是公曆1649年，比歌德出生還早一百年，從那時到大正十四年[5]已經過了二百七十六年，但時至今日我們若進入山鄉農村，仍不難看到那些按照慶安年間的公告生活着的農民。
的确就像公告所言，&ldquo按時繳納年供，可使百姓心安&rdquo。
不過，像這樣過着&ldquo簡樸生活&rdquo的農民，是沒有能力參與新文化之創造的。
江戶時代的農民隻是在&ldquo參拜伊勢神宮&rdquo或&ldquo參拜善光寺&rdquo之類的活動中，與城市町人創造的新文化有膚淺的接觸，根本不可能模仿學習之。
他們的文藝，除了少量的俗謠、盆舞之外，與足利時代、戰國時代相比，到底有哪些創新呢？假如不對風俗史加以細緻的研究，是難以下結論的。
3 在器械工業不發達的江戶時代，&ldquo工&rdquo也微不足道，不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勢力。
在手工藝的時代中，所謂&ldquo手藝好&rdquo的手藝人，往往是與奢侈品的制作密切相關的人。
由于這樣一種身份作用，他們作為城市生活者，最終被融入到商人階層中，而形成了&ldquo町人&rdquo階層。
而使町人階層成氣候的是金錢，因而町人階層也可以稱作是生意人階層。
他們是江戶時代的新興階層，是明治、大正時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直接源頭。
4 以上提到的《告各地鄉村》的告示發布的同時，幕府也下達了《告城鎮居民》的告示，此告示一共由十一條構成。
包括： 一、町人的用人不可穿絲綢衣裳； 二、町人不可身披防雨鬥篷； 三、町人行為舉止不可放肆； 四、町人家中不可置備描金家具； 五、町人蓋房不可以金箔銀箔雕梁畫棟； 六、町人樓房不能超過三層； 七、町人車馬不可描金，不可在馬頭上挂有編織飾物；八、町人騎馬不可使用坐墊、毛氈之類多餘之物； 九、町人使用祝福語不可過分美化講究； 十、町人不可攜帶長柄的腰刀； 十一、町人不可做出格之事。
這是一個簡單而又冰冷的禁令，完全不像鄉村告示那樣親切和氣。
對町人與對農民的兩種不同的告示，具有兩種不同的語調，兩相比較，說明了為政者對町人缺乏對農民那樣的愛心，還是因為町人經多見廣而不需要那種婆婆媽媽的和藹親切？無論如何，這個禁令所提供的信息都足以使我們推測，當時的町人在生活水平上已經遠遠地超乎農民之上了，兩者的實力上的差異決定了官方對他們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大凡禁令的發布，都是因為此前與禁令相抵觸的事情已經多有發生，由于江戶時代統治者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根據需要随時頒布法令，所以這一禁令的出台是有特别背景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禁令，知道當時的町人已經讓用人穿上絲綢衣裳了，已經在家裡使用描金家具，而且使用金箔銀箔等手工藝品了，已經建造三層的樓房了，在其祝福語和舉止動作中已經非常具有&ldquo美化講究&rdquo的能力了，外出的時候已經佩戴長柄腰刀了，已經穿用從外國進口的绫羅綢緞的鬥篷了，騎馬時已經開始使用馬鞍裝飾了，已經使用騎馬用的坐墊、毛氈等物了。
由此，當時町人所具有的奢華時髦的都市生活趣味，我們就不難想象了。
将町人看得比農民低一等的官府，面對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實，也不得不允許町人過着比農民更優裕的生活。
在給鄉村的告示中，規定&ldquo百姓的衣裳除棉布的之外，不準在外面披挂裝飾&rdquo。
而對
輕視商人的武士幕府政權，有理由對來自農民的&ldquo年貢&rdquo非常看重。
農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看重的。
為此，農民就必須辛勤勞動，而且必須極為質樸而又順從。
把農民置于這樣的狀态，可以說這是德川幕府始終一貫的大政方針。
農民的無知對于這種政策的施行也非常有利。
當然，随着時世推移，農民之中也漸漸地沾染了奢侈之風，但盡管如此，與同時代的町人及武家集團比較起來，還沒有達到形成問題的程度。
而且，町人的奢侈風氣也感染了武家，使武家的财政更加困窘，于是對農民征收的苛捐雜稅就更為繁多了，超過一定限度之後，農民便不得不揭竿而起。
以木内宗吾等人為開端的幾撥&ldquo義民&rdquo起義，在江戶時代社會史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波瀾。
不過，那也不過是局部地區的現象，随着特殊的苛征有所收斂，特殊的暴動也就停息了，還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階級對抗的程度。
德川幕府實施的農民政策對日本經濟文化的發展是否有利，這又另當别論，但無論如何，為了&ldquo國泰民安&rdquo而實施的對農民的統治政策，是近乎于成功的，這一點毫無疑義。
不過，雖說如此，我們并不能認為當時的武家僅僅是将農民作為榨取的對象來對待。
封建制度的哲學的、倫理學的基礎觀念，将這種榨取和被榨取的關系緩和化了。
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自己的身份地位，要按照自己的身份而生活。
安于本分，避免犯上作亂，這就是&ldquo士農工商&rdquo四民制的道德。
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ldquo商人謀利&rdquo的思想發揮了保障社會秩序的杠杆作用。
商人重視金錢是在追求商業利潤，即便是在關乎愛子一生幸福的大事上花了大把的金錢，也是在使用他的商業利潤。
（例如近松[4]在他的劇本《壽之門松》中的淨閑這個角色，體現的就是這種思想。
）同樣地，辛勤勞作、質樸為人，過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及時交納年供，以報&ldquo國恩&rdquo，也是&ldquo百姓本分&rdquo。
武家對百姓的榨取是立足于這樣的道德觀念之上的，因而在良心上并沒有什麼不安，他們對百姓的統治仍然是恩威并重。
實際上，武家的&ldquo善政&rdquo體現為對百姓的無微不至的關心，這一點在慶安二年二月發布的《告各地鄉村》的告示中就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隻是抄出四、五節（全文請參見齋藤隆三《近世世相史》第93頁以下）&mdash&mdash 一、稍有經商頭腦，有利于持家度日。
因需要繳納年供而買五谷，又需購買日用，若無經商之心，則容易上當受騙。
二、要将屋前的庭院收拾得幹淨些。
院子朝南，有利于收曬稻麥、大豆及雜糧。
庭院不幹淨，會使糧食中夾雜沙土，賣糧時會降低價錢，而蒙受損失。
三、春秋要注意做些艾灸，以使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幹活有勁。
若不健康則妨礙幹活，要專心持家過日子。
妻子兒女亦應如此。
四、不要吸煙。
吸煙不能代替吃飯，最終隻能帶來憂煩。
吸煙浪費工夫，破費金錢，易引發火災，百害而無一利。
五、&hellip&hellip以上諸事，務要牢記在心。
要努力幹活，使家中米糧滿倉，生活富裕，吃穿之物，随心取用。
如今天下太平，糧食财物縱多，亦不會遭到貪官污吏無理盤剝，也不會遭到搶劫，可惠及子孫。
遇到災荒之年，也可使一家老小衣食無憂。
按時繳納年供，可使百姓心安，切記、切記！并以此教育子孫，好好幹活，勤奮持家。
慶安二年，也就是公曆1649年，比歌德出生還早一百年，從那時到大正十四年[5]已經過了二百七十六年，但時至今日我們若進入山鄉農村，仍不難看到那些按照慶安年間的公告生活着的農民。
的确就像公告所言，&ldquo按時繳納年供，可使百姓心安&rdquo。
不過，像這樣過着&ldquo簡樸生活&rdquo的農民，是沒有能力參與新文化之創造的。
江戶時代的農民隻是在&ldquo參拜伊勢神宮&rdquo或&ldquo參拜善光寺&rdquo之類的活動中，與城市町人創造的新文化有膚淺的接觸，根本不可能模仿學習之。
他們的文藝，除了少量的俗謠、盆舞之外，與足利時代、戰國時代相比，到底有哪些創新呢？假如不對風俗史加以細緻的研究，是難以下結論的。
3 在器械工業不發達的江戶時代，&ldquo工&rdquo也微不足道，不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勢力。
在手工藝的時代中，所謂&ldquo手藝好&rdquo的手藝人，往往是與奢侈品的制作密切相關的人。
由于這樣一種身份作用，他們作為城市生活者，最終被融入到商人階層中，而形成了&ldquo町人&rdquo階層。
而使町人階層成氣候的是金錢，因而町人階層也可以稱作是生意人階層。
他們是江戶時代的新興階層，是明治、大正時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直接源頭。
4 以上提到的《告各地鄉村》的告示發布的同時，幕府也下達了《告城鎮居民》的告示，此告示一共由十一條構成。
包括： 一、町人的用人不可穿絲綢衣裳； 二、町人不可身披防雨鬥篷； 三、町人行為舉止不可放肆； 四、町人家中不可置備描金家具； 五、町人蓋房不可以金箔銀箔雕梁畫棟； 六、町人樓房不能超過三層； 七、町人車馬不可描金，不可在馬頭上挂有編織飾物；八、町人騎馬不可使用坐墊、毛氈之類多餘之物； 九、町人使用祝福語不可過分美化講究； 十、町人不可攜帶長柄的腰刀； 十一、町人不可做出格之事。
這是一個簡單而又冰冷的禁令，完全不像鄉村告示那樣親切和氣。
對町人與對農民的兩種不同的告示，具有兩種不同的語調，兩相比較，說明了為政者對町人缺乏對農民那樣的愛心，還是因為町人經多見廣而不需要那種婆婆媽媽的和藹親切？無論如何，這個禁令所提供的信息都足以使我們推測，當時的町人在生活水平上已經遠遠地超乎農民之上了，兩者的實力上的差異決定了官方對他們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大凡禁令的發布，都是因為此前與禁令相抵觸的事情已經多有發生，由于江戶時代統治者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根據需要随時頒布法令，所以這一禁令的出台是有特别背景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禁令，知道當時的町人已經讓用人穿上絲綢衣裳了，已經在家裡使用描金家具，而且使用金箔銀箔等手工藝品了，已經建造三層的樓房了，在其祝福語和舉止動作中已經非常具有&ldquo美化講究&rdquo的能力了，外出的時候已經佩戴長柄腰刀了，已經穿用從外國進口的绫羅綢緞的鬥篷了，騎馬時已經開始使用馬鞍裝飾了，已經使用騎馬用的坐墊、毛氈等物了。
由此，當時町人所具有的奢華時髦的都市生活趣味，我們就不難想象了。
将町人看得比農民低一等的官府，面對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實，也不得不允許町人過着比農民更優裕的生活。
在給鄉村的告示中，規定&ldquo百姓的衣裳除棉布的之外，不準在外面披挂裝飾&rdquo。
而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