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編[1] 有底力的江戶文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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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祖先的遺産之一的江戶時代中葉以後的平民文藝，在明治、大正時代被直接繼承下來，即便我們自以為可以擺脫它，但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勢力，在冥冥之中深深地滲入我們的血肉中，并在無意識的深處支配着我們的生活。
在文化史研究中，曾有人武斷地把這些平民文藝一概作為衰世之征兆，即作為亡國之音來看待，這種看法直到現在似乎仍然具有顯而易見的影響力。
這使我想起了曾在京城聽到的藝妓唱的歌，兩者可以做個對照。
那是在酒席上吟唱的、由普通的大鼓做伴奏的一種歌曲，它給我的印象，可以說那是真正的亡國之音&mdash&mdash沒有活力的、虛脫的、陰郁的、單調的、令人打哈欠的靡靡之音。
而與此相反的，卻是江戶時代的歌謠和浮世繪，充滿了内在的激情和活力，是從最深處奔湧而出的一種東西。
其中所表現的憂愁和絕望，從形而上學的宗教意義上來說，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從中受到感染，但它卻從深處透出黑油油的光亮，人們可以從那幽暗的光亮中，感受到溫暖、柔情和安慰。
那種激情、那種底力、那種光亮究竟來自何處呢？那種激情、那種底力，還有光亮為什麼會以這種奇妙的方式表現出來呢？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江戶時代的文化，難以捕捉、不可名狀，而且極難概括。
那是一種奇特的Ragout（大雜燴），雖然陸地作物、水産品、紫蘇、水蓼、蕺菜，還有鳗魚、泥鳅、雞蛋、赤蛙、蟾蜍、紋蛇等，亂七八糟都在一個鍋裡煮，如何以敏銳的味覺辨别出其中的味道，如何以理性分清哪是草藥哪是毒藥，如何靠悟性和想象力将其中蘊含的貫通始終的根本精神簡潔洗練地概括出來，哪怕是對江戶時代的文化無所不通的專家，要做到這一切恐怕也是很困難的吧。
不必說，我主動地涉獵這一困難的課題，自找苦吃，并不是分内必做的事。
然而，隻要我對江戶時代的不可思議的文化抱着一種熱愛和憎惡，隻要我在這種研究探讨中體會到樂趣和煩惱，換言之，隻要我們的血脈與這種文化有切不斷的聯系，隻要我們迫不得已隻有以這種文化為基礎才能有自己的創造，那麼，無論我們是怎樣的外行人，都必須對江戶時代的文化作出自己的判斷。
現在我在這裡來談我對江戶時代文化的看法，就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的，因為這是我們研究江戶時代文化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在我看來，江戶時代的本質，就是在政治上擁有特權的階層，和在文化上擁有創造力（文化的創造力基于經濟上的實力）的階層之間的分離和對抗，而以前者的失敗、後者的勝利告終。
這種根本性的社會關系決定了這一時代的文化特質。
這個時代的有創造性的文化基本上（不是全部）是由後者創造，并在後者之中發展起來的。
起初是兩個階層之間的相互影響，到後來被後者的文化統一起來了。
這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化的特色，是以創造這一文化的階層在政治上的無權無勢、在社會上的低賤地位所決定的。
這個時代的文化，在日本文化的磨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一章。
現在我們看到的江戶時代的文學藝術，便是這種文化磨難史的見證。
在這個磨難的見證中，勝利與堕落被同時标示出來。
這不是衰朽的藝術，而是一個新興的階層&mdash&mdash無論如何遭受壓抑和虐待也不屈不撓的新興階層&mdash&mdash的扭曲的藝術。
江戶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特征或特性，在文藝與社會之關系的層面上，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解釋和說明。
注釋 [1]全書分為&ldquo前編&rdquo（1&mdash31節）和&ldquo後編&rdquo（32&mdash59節）兩部分，又在前後兩編之間加了一個《補遺·〈好色一代男〉覺書》（原載《思想》雜志1927年2月日本文化号）。
本書最初曾以《遊歐雜記》為題在《改造》雜志連載，前後達七年。
為連載方便，總共劃分為59節。
1931年6月收編整理成書，由改造社初版發行，書名改為《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後收入《阿部次郎全集》（全17卷，角川書店1961&mdash1967）第8卷，1972年又由角川書店收入&ldquo角川選書&rdquo出版單行本。
[2]本章屬于《前編》，其中第1&mdash6節是《在海外看日本/江戶文藝的印象》，主要講作者在歐洲的見聞及對歐洲藝術的感想，略而不譯。
&ldquo士農工商&rdquo與町人的勝利 1 所謂&ldquo士農工商&rdquo四民制是江戶時代社會等級的分别，&ldquo士農工商&rdquo這個詞組，按那個時代的正統的觀點（當然室鸠巢[1]及其他有識之士的思想是例外）來看，不單是職業種類的劃分，也是一種&ldquoRangordnung&rdquo（身份地位的标識）。
作為統治階層的&ldquo士&rdquo（武士）處于最上位，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是為&ldquo四民&rdquo生産不可或缺的食物的&ldquo農&rdquo，因而有&ldquo百姓[2]是國寶&rdquo的說法。
&ldquo工&rdquo是生産&ldquo可有可無&rdquo之産品的人，所以位居農民之下，卻位于什麼也不生産卻不少賺錢的&ldquo商&rdquo（商人）之上。
商人的營業是受到恩準的，他們自身深感自己受到了統治階層的寬容和&ldquo難得的照顧&rdquo，他們處在四民制的最下層，僅僅比所謂&ldquo穢多非人&rdquo（當時的用詞，不用說我們對這個表示階層歧視的詞不能接受）高一點。
然而恰恰是這個處在四民制最下層的階級，卻在江戶時代之前就開始積累了相當的财富，進入江戶時代之後其勢力日益壯大，最後成為破壞武士政權的社會性（而非政治性）的炸藥包。
從德川幕府的政治組織來說，商人階層是對武士幕府具有最大危險性的階層。
德川家康曾小心翼翼地注意&ldquo士&rdquo這個階層内部的平衡，他的後繼者們&mdash&mdash那些對&ldquo農&rdquo實行十分聰明巧妙的政策的執政者，卻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看穿商人的危險性，并采取有效的對策。
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地從&ldquo輕商&rdquo思想向&ldquo重商&rdquo思想轉化，而他們卻反其道而行之。
統治者竭盡全力抗拒着這種潮流，卻在不知不覺間被這一潮流推倒并且沖垮了，于是，武士專制制度不得不土崩瓦解。
2 &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這句話在一般意義上，是任何一個時代都适用的真理。
然而這句話在江戶時代卻有着特殊的含義。
&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因而百姓的人格必須得到尊重&mdash&mdash但江戶時代的重農主義思想并不是在這個邏輯上生發出來的；&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因而所有人的生活都必須以他們為榜樣&mdash&mdash江戶時代也沒有形成這種帶有托爾斯泰主義色彩的思想意識。
百姓之所以是&ldquo國寶&rdquo，隻是因為統治階層的财政是建立在百姓所交納的賦稅的基礎之上的。
他們沒有想到要從町人[3]
在文化史研究中，曾有人武斷地把這些平民文藝一概作為衰世之征兆，即作為亡國之音來看待，這種看法直到現在似乎仍然具有顯而易見的影響力。
這使我想起了曾在京城聽到的藝妓唱的歌，兩者可以做個對照。
那是在酒席上吟唱的、由普通的大鼓做伴奏的一種歌曲，它給我的印象，可以說那是真正的亡國之音&mdash&mdash沒有活力的、虛脫的、陰郁的、單調的、令人打哈欠的靡靡之音。
而與此相反的，卻是江戶時代的歌謠和浮世繪，充滿了内在的激情和活力，是從最深處奔湧而出的一種東西。
其中所表現的憂愁和絕望，從形而上學的宗教意義上來說，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從中受到感染，但它卻從深處透出黑油油的光亮，人們可以從那幽暗的光亮中，感受到溫暖、柔情和安慰。
那種激情、那種底力、那種光亮究竟來自何處呢？那種激情、那種底力，還有光亮為什麼會以這種奇妙的方式表現出來呢？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江戶時代的文化，難以捕捉、不可名狀，而且極難概括。
那是一種奇特的Ragout（大雜燴），雖然陸地作物、水産品、紫蘇、水蓼、蕺菜，還有鳗魚、泥鳅、雞蛋、赤蛙、蟾蜍、紋蛇等，亂七八糟都在一個鍋裡煮，如何以敏銳的味覺辨别出其中的味道，如何以理性分清哪是草藥哪是毒藥，如何靠悟性和想象力将其中蘊含的貫通始終的根本精神簡潔洗練地概括出來，哪怕是對江戶時代的文化無所不通的專家，要做到這一切恐怕也是很困難的吧。
不必說，我主動地涉獵這一困難的課題，自找苦吃，并不是分内必做的事。
然而，隻要我對江戶時代的不可思議的文化抱着一種熱愛和憎惡，隻要我在這種研究探讨中體會到樂趣和煩惱，換言之，隻要我們的血脈與這種文化有切不斷的聯系，隻要我們迫不得已隻有以這種文化為基礎才能有自己的創造，那麼，無論我們是怎樣的外行人，都必須對江戶時代的文化作出自己的判斷。
現在我在這裡來談我對江戶時代文化的看法，就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的，因為這是我們研究江戶時代文化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在我看來，江戶時代的本質，就是在政治上擁有特權的階層，和在文化上擁有創造力（文化的創造力基于經濟上的實力）的階層之間的分離和對抗，而以前者的失敗、後者的勝利告終。
這種根本性的社會關系決定了這一時代的文化特質。
這個時代的有創造性的文化基本上（不是全部）是由後者創造，并在後者之中發展起來的。
起初是兩個階層之間的相互影響，到後來被後者的文化統一起來了。
這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化的特色，是以創造這一文化的階層在政治上的無權無勢、在社會上的低賤地位所決定的。
這個時代的文化，在日本文化的磨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一章。
現在我們看到的江戶時代的文學藝術，便是這種文化磨難史的見證。
在這個磨難的見證中，勝利與堕落被同時标示出來。
這不是衰朽的藝術，而是一個新興的階層&mdash&mdash無論如何遭受壓抑和虐待也不屈不撓的新興階層&mdash&mdash的扭曲的藝術。
江戶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特征或特性，在文藝與社會之關系的層面上，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解釋和說明。
注釋 [1]全書分為&ldquo前編&rdquo（1&mdash31節）和&ldquo後編&rdquo（32&mdash59節）兩部分，又在前後兩編之間加了一個《補遺·〈好色一代男〉覺書》（原載《思想》雜志1927年2月日本文化号）。
本書最初曾以《遊歐雜記》為題在《改造》雜志連載，前後達七年。
為連載方便，總共劃分為59節。
1931年6月收編整理成書，由改造社初版發行，書名改為《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後收入《阿部次郎全集》（全17卷，角川書店1961&mdash1967）第8卷，1972年又由角川書店收入&ldquo角川選書&rdquo出版單行本。
[2]本章屬于《前編》，其中第1&mdash6節是《在海外看日本/江戶文藝的印象》，主要講作者在歐洲的見聞及對歐洲藝術的感想，略而不譯。
&ldquo士農工商&rdquo與町人的勝利 1 所謂&ldquo士農工商&rdquo四民制是江戶時代社會等級的分别，&ldquo士農工商&rdquo這個詞組，按那個時代的正統的觀點（當然室鸠巢[1]及其他有識之士的思想是例外）來看，不單是職業種類的劃分，也是一種&ldquoRangordnung&rdquo（身份地位的标識）。
作為統治階層的&ldquo士&rdquo（武士）處于最上位，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是為&ldquo四民&rdquo生産不可或缺的食物的&ldquo農&rdquo，因而有&ldquo百姓[2]是國寶&rdquo的說法。
&ldquo工&rdquo是生産&ldquo可有可無&rdquo之産品的人，所以位居農民之下，卻位于什麼也不生産卻不少賺錢的&ldquo商&rdquo（商人）之上。
商人的營業是受到恩準的，他們自身深感自己受到了統治階層的寬容和&ldquo難得的照顧&rdquo，他們處在四民制的最下層，僅僅比所謂&ldquo穢多非人&rdquo（當時的用詞，不用說我們對這個表示階層歧視的詞不能接受）高一點。
然而恰恰是這個處在四民制最下層的階級，卻在江戶時代之前就開始積累了相當的财富，進入江戶時代之後其勢力日益壯大，最後成為破壞武士政權的社會性（而非政治性）的炸藥包。
從德川幕府的政治組織來說，商人階層是對武士幕府具有最大危險性的階層。
德川家康曾小心翼翼地注意&ldquo士&rdquo這個階層内部的平衡，他的後繼者們&mdash&mdash那些對&ldquo農&rdquo實行十分聰明巧妙的政策的執政者，卻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看穿商人的危險性，并采取有效的對策。
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地從&ldquo輕商&rdquo思想向&ldquo重商&rdquo思想轉化，而他們卻反其道而行之。
統治者竭盡全力抗拒着這種潮流，卻在不知不覺間被這一潮流推倒并且沖垮了，于是，武士專制制度不得不土崩瓦解。
2 &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這句話在一般意義上，是任何一個時代都适用的真理。
然而這句話在江戶時代卻有着特殊的含義。
&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因而百姓的人格必須得到尊重&mdash&mdash但江戶時代的重農主義思想并不是在這個邏輯上生發出來的；&ldquo百姓是國寶&rdquo，因而所有人的生活都必須以他們為榜樣&mdash&mdash江戶時代也沒有形成這種帶有托爾斯泰主義色彩的思想意識。
百姓之所以是&ldquo國寶&rdquo，隻是因為統治階層的财政是建立在百姓所交納的賦稅的基礎之上的。
他們沒有想到要從町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