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編[1] 有底力的江戶文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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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町人，&ldquo不可穿絲綢衣裳&rdquo的規定則限于町人雇用的用人。
又，根據慶安以前的法令，農民在車馬上使用馬鞍、毛氈墊等物，即便在一生一次的婚嫁的場合也是不允許的，但是對于町人，馬鞍之類隻要不帶描金即可。
還規定農民應該食用摻雜糧的米飯，家庭主婦不能老是買酒茶之類的消費品，（例如在對鄉村的告示中，規定&ldquo對那些沏茶時放茶葉過多、又喜歡遊山玩水的妻子，應予休之&rdquo之類的文字。
）這在針對町人的告示中則是完全看不到的。
德川幕府初期，町人的實力已經達到了何等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随着承平日久，町人的實力又是如何不斷增強的，也完全可以想象。
5 武士要保持武士的統治地位，他們為此會做哪些事情呢？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社會穩定，就需要不斷地使用暴力手段，而普通民衆就要生活在其武力之下了。
簡言之，那樣的時代就是亂世。
而随着天下太平，武士的社會地位就逐漸式微了。
他們卻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具備與一般武人不同的能力和資格，也就是在智慧和政治才幹上占據優勝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戰亂時代也不可輕視的經濟實力（借用早見藤太先生的話說，&ldquo總不能餓着肚子打仗&rdquo）到了太平歲月，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對這種重要性能否有自覺的認識，是新武士與舊武士的區别。
在這個意義上，德川家康是新型武士的典型。
他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有一半的原因就是他在這一點上很明智。
關于新型武士德川家康和舊式武士細川忠興之間的金錢借貸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了（參見《藩翰譜》中有關細川氏的部分），那不單是兩個人之間的逸事，而且對于新舊武士之不同也是一個很好的诠釋。
細川忠興無疑是一個出色的武士，但在理财方面卻不擅長，于是在金錢上逐漸陷于窘迫境地。
因為缺錢，他向關白秀次借了二百枚黃金，在秀次即将被殲滅的時候，他要把那些錢還上，免得自己受到秀次的牽連，為此而心急如焚，但他一下子拿不出這筆錢。
這時新型武士松井佐渡守出現了。
松井通過家康的謀臣本多佐渡守，私下向家康請求幫忙。
家康打開自己的唐式鐵錢櫃，将用于&ldquo不時之需&rdquo、早就準備下的錢拿了出來，交給了松井。
結果，這筆錢後來使家康獲了大利，成為他日後的資本。
細川忠興是前田利家的姻親，後來豐臣的諸謀臣合計擁戴利家而除掉家康，忠興則力谏利家，使之取消這個計劃。
就這樣，二百枚黃金把家康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
感于恩義的舊式武士，最終成了&ldquo恩人&rdquo的手足，而幫助家康實現了偉大的抱負。
新型武士則受用于他們的恩義，借助舊式武士之手，一步步地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于是，新型武士得以統治天下，而舊式武士則因&ldquo重恩義&rdquo而保證了身家性命的安全。
前者成了&ldquo征夷大将軍&rdquo，後者則成為其麾下的臣子。
《藩翰譜》的作者新井白石[6]在談到秀次出借黃金的動機時，做了這樣的說明：&ldquo為博取人心而利用錢财。
&rdquo不知是有意呢還是無意，在字裡行間頗有前後照應之妙。
6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卻不能擺脫命運給他設下的陷阱，這是因為，他從前造就的因果，與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及教育限定了他的視野，是因為他視野之外的不能預期的東西，作為決定性的要素而影響了他的決策。
誠然，由新型武士德川家康所創立的德川幕府及其政治家們，對時世推移絕不是沒有感知的。
被新政府棄之如敝屣的舊式武士們的反彈式的武斷主義，不過是新時代的政治家們所采取的文治政策的一種調劑品、一種清涼劑而已。
從窮兵黩武的戰争時代，向講秩序重法度的太平時代發展演進的各種政策，都逐漸地得到穩步的推行。
不過，盡管他們足智多謀，然而腳下卻也有踩空絆倒的時候。
踩空絆倒他們的，就是其經濟政策。
如上文所說，農民的年供就是幕府政府的經濟基礎，政府卻忽視了向町人課稅，沒有想到把這一點作為他們經濟上的調控手段。
他們向町人征收的所謂&ldquo冥加金&rdquo[7]和常常或随時進行的勞役征派，還有不定時地突然對町人征收的&ldquo禦用金&rdquo，卻常常成為辦事者和町人之間的私下交易。
這種私下交易的結果，使町人在背後對官員實施了支配。
町人與武家的關系，與德川家康和細川忠興之間的關系相比較，簡直有雲泥之差。
但後者的死活是由前者來決定的，這一點倒是一脈相通。
若将武家被町人所操控，與忠興臣服于家康相比較，前者更具有深刻的必然性。
細川忠興若注意理财，大概就不至于被家康握在手心裡了。
但是，武士本身既不是生産者、不是企業家，更不是商人，無論他們有多大的能耐，不依靠町人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勢力。
要避免這一點，武士階層就必須自己組織企業集團，但這又與他們的人生觀、道德觀、名譽觀相矛盾。
&ldquo士族商法&rdquo就是武士階層的自我否定。
若不自我否定，就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封建武士專制制度中所包含的&ldquoDialektik&rdquo（辯證法）。
7 儒學家太宰春台[8]在延享三年（1746年）第八代将軍德川吉宗隐居後的第二年去世，距離德川家康任大将軍的慶長八年（1603年）已經過了近一百五十年了。
德川幕府在春台死後又延長了一百二十年的壽命。
因而太宰春台顯然屬于江戶時代中期的人。
這個時代武家與町人是怎樣的關系呢？根據春台在《經濟錄》中的記載：&ldquo今日諸侯，無論大小，都垂首聽命于町人。
依靠江戶、京都、大阪等地的富商，而得以持家度日。
财政收入全依賴于町人，在收納的時節，由&lsquo子錢家&rsquo去讨錢封倉。
所謂&lsquo子錢家&rsquo，指的就是去借錢的人。
财政收入即便有，也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去借貸，于是有謝罪之心而惴惴不安，見了&lsquo子錢家&rsquo就像見神靈菩薩一般，忘了自己身為武士而向町人低首下眉，或者将傳家寶典當出去以解燃眉之急，甯讓家人挨餓卻對&lsquo子錢家&rsquo酒肉招待，或者因為他是&lsquo子錢家&rsquo，就把這等商人之輩列為家臣，給予俸祿。
如今這種不顧廉恥、不仁不義之徒，比比皆是。
連諸侯都是如此，何況那些隻有薄祿的士大夫！&rdquo這些話出自一個憤世家對現實的不滿和批評，對此閱讀時要加以分析辨别，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出，武士階層在經濟上的隸屬地位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 武士階層為什麼會陷入經濟上的窘境呢？要對此加以令人滿意的說明，需要對經濟史加以細緻研究才有可能。
但有一點是沒有疑義的，就是武家感染了町人的奢侈風氣，從而加速了經濟上的危機。
這種情形并不是通常的上行下效，而是下面的人生活的奢華對上面的人産生了誘惑。
這種奢華早在桃山時代[9]的豐臣氏的生活方式中就已經初露端倪了。
不過，進入江戶時代後，町人越來越成為這股潮流的&ldquoInitiativa&rdq
又，根據慶安以前的法令，農民在車馬上使用馬鞍、毛氈墊等物，即便在一生一次的婚嫁的場合也是不允許的，但是對于町人，馬鞍之類隻要不帶描金即可。
還規定農民應該食用摻雜糧的米飯，家庭主婦不能老是買酒茶之類的消費品，（例如在對鄉村的告示中，規定&ldquo對那些沏茶時放茶葉過多、又喜歡遊山玩水的妻子，應予休之&rdquo之類的文字。
）這在針對町人的告示中則是完全看不到的。
德川幕府初期，町人的實力已經達到了何等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随着承平日久，町人的實力又是如何不斷增強的，也完全可以想象。
5 武士要保持武士的統治地位，他們為此會做哪些事情呢？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社會穩定，就需要不斷地使用暴力手段，而普通民衆就要生活在其武力之下了。
簡言之，那樣的時代就是亂世。
而随着天下太平，武士的社會地位就逐漸式微了。
他們卻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具備與一般武人不同的能力和資格，也就是在智慧和政治才幹上占據優勝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戰亂時代也不可輕視的經濟實力（借用早見藤太先生的話說，&ldquo總不能餓着肚子打仗&rdquo）到了太平歲月，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對這種重要性能否有自覺的認識，是新武士與舊武士的區别。
在這個意義上，德川家康是新型武士的典型。
他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有一半的原因就是他在這一點上很明智。
關于新型武士德川家康和舊式武士細川忠興之間的金錢借貸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了（參見《藩翰譜》中有關細川氏的部分），那不單是兩個人之間的逸事，而且對于新舊武士之不同也是一個很好的诠釋。
細川忠興無疑是一個出色的武士，但在理财方面卻不擅長，于是在金錢上逐漸陷于窘迫境地。
因為缺錢，他向關白秀次借了二百枚黃金，在秀次即将被殲滅的時候，他要把那些錢還上，免得自己受到秀次的牽連，為此而心急如焚，但他一下子拿不出這筆錢。
這時新型武士松井佐渡守出現了。
松井通過家康的謀臣本多佐渡守，私下向家康請求幫忙。
家康打開自己的唐式鐵錢櫃，将用于&ldquo不時之需&rdquo、早就準備下的錢拿了出來，交給了松井。
結果，這筆錢後來使家康獲了大利，成為他日後的資本。
細川忠興是前田利家的姻親，後來豐臣的諸謀臣合計擁戴利家而除掉家康，忠興則力谏利家，使之取消這個計劃。
就這樣，二百枚黃金把家康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
感于恩義的舊式武士，最終成了&ldquo恩人&rdquo的手足，而幫助家康實現了偉大的抱負。
新型武士則受用于他們的恩義，借助舊式武士之手，一步步地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于是，新型武士得以統治天下，而舊式武士則因&ldquo重恩義&rdquo而保證了身家性命的安全。
前者成了&ldquo征夷大将軍&rdquo，後者則成為其麾下的臣子。
《藩翰譜》的作者新井白石[6]在談到秀次出借黃金的動機時，做了這樣的說明：&ldquo為博取人心而利用錢财。
&rdquo不知是有意呢還是無意，在字裡行間頗有前後照應之妙。
6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卻不能擺脫命運給他設下的陷阱，這是因為，他從前造就的因果，與他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及教育限定了他的視野，是因為他視野之外的不能預期的東西，作為決定性的要素而影響了他的決策。
誠然，由新型武士德川家康所創立的德川幕府及其政治家們，對時世推移絕不是沒有感知的。
被新政府棄之如敝屣的舊式武士們的反彈式的武斷主義，不過是新時代的政治家們所采取的文治政策的一種調劑品、一種清涼劑而已。
從窮兵黩武的戰争時代，向講秩序重法度的太平時代發展演進的各種政策，都逐漸地得到穩步的推行。
不過，盡管他們足智多謀，然而腳下卻也有踩空絆倒的時候。
踩空絆倒他們的，就是其經濟政策。
如上文所說，農民的年供就是幕府政府的經濟基礎，政府卻忽視了向町人課稅，沒有想到把這一點作為他們經濟上的調控手段。
他們向町人征收的所謂&ldquo冥加金&rdquo[7]和常常或随時進行的勞役征派，還有不定時地突然對町人征收的&ldquo禦用金&rdquo，卻常常成為辦事者和町人之間的私下交易。
這種私下交易的結果，使町人在背後對官員實施了支配。
町人與武家的關系，與德川家康和細川忠興之間的關系相比較，簡直有雲泥之差。
但後者的死活是由前者來決定的，這一點倒是一脈相通。
若将武家被町人所操控，與忠興臣服于家康相比較，前者更具有深刻的必然性。
細川忠興若注意理财，大概就不至于被家康握在手心裡了。
但是，武士本身既不是生産者、不是企業家，更不是商人，無論他們有多大的能耐，不依靠町人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勢力。
要避免這一點，武士階層就必須自己組織企業集團，但這又與他們的人生觀、道德觀、名譽觀相矛盾。
&ldquo士族商法&rdquo就是武士階層的自我否定。
若不自我否定，就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封建武士專制制度中所包含的&ldquoDialektik&rdquo（辯證法）。
7 儒學家太宰春台[8]在延享三年（1746年）第八代将軍德川吉宗隐居後的第二年去世，距離德川家康任大将軍的慶長八年（1603年）已經過了近一百五十年了。
德川幕府在春台死後又延長了一百二十年的壽命。
因而太宰春台顯然屬于江戶時代中期的人。
這個時代武家與町人是怎樣的關系呢？根據春台在《經濟錄》中的記載：&ldquo今日諸侯，無論大小，都垂首聽命于町人。
依靠江戶、京都、大阪等地的富商，而得以持家度日。
财政收入全依賴于町人，在收納的時節，由&lsquo子錢家&rsquo去讨錢封倉。
所謂&lsquo子錢家&rsquo，指的就是去借錢的人。
财政收入即便有，也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去借貸，于是有謝罪之心而惴惴不安，見了&lsquo子錢家&rsquo就像見神靈菩薩一般，忘了自己身為武士而向町人低首下眉，或者将傳家寶典當出去以解燃眉之急，甯讓家人挨餓卻對&lsquo子錢家&rsquo酒肉招待，或者因為他是&lsquo子錢家&rsquo，就把這等商人之輩列為家臣，給予俸祿。
如今這種不顧廉恥、不仁不義之徒，比比皆是。
連諸侯都是如此，何況那些隻有薄祿的士大夫！&rdquo這些話出自一個憤世家對現實的不滿和批評，對此閱讀時要加以分析辨别，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出，武士階層在經濟上的隸屬地位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 武士階層為什麼會陷入經濟上的窘境呢？要對此加以令人滿意的說明，需要對經濟史加以細緻研究才有可能。
但有一點是沒有疑義的，就是武家感染了町人的奢侈風氣，從而加速了經濟上的危機。
這種情形并不是通常的上行下效，而是下面的人生活的奢華對上面的人産生了誘惑。
這種奢華早在桃山時代[9]的豐臣氏的生活方式中就已經初露端倪了。
不過，進入江戶時代後，町人越來越成為這股潮流的&ldquoInitiativa&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