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亞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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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必看伊格羅塔山峰在普拉西多灣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國，不必在圖書館裡辨認玻利瓦爾的手迹，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确切的形狀和難解的謎團。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着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
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曆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
我寫第一段的隐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
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于我對事件的理解。
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叙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發生的，地點就在我目前寫作的這個房間，時間也是下午這會兒，不過天氣沒有現在這麼涼快。
我知道我們傾向于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趕緊記下我同愛德華多·齊默爾曼博士的對話。
我現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為了便于理解，我先得回顧一下玻利瓦爾幾封信件的奇特的經曆。
阿韋亞諾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亂史》，原稿在衆所周知的情況下據說已經遺失，但由他的孫子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于1939年發現出版，玻利瓦爾的信件就是從老博士的資料中發掘出來的。
根據我從各種刊物收集來的資料判斷，這些信件意義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從卡塔赫納發出的信件卻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裡談到他和聖馬丁将軍會晤的細節。
玻利瓦爾如果在文件裡披露了瓜亞基爾會晤的情況，即使隻有一小部分，它的價值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
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一向堅決反對文牍主義，不願把信交給曆史研究所，卻想提供給拉丁美洲的共和國。
我們的大使梅拉薩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這一無私的奉獻。
雙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國首都蘇拉科，把信件抄錄下來，在國内發表。
我擔任美洲曆史教授的那所大學的校長向部長推薦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于我又是國立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基本上得到該所的一緻認可。
部長接見我的日期已經定了下來，卻有消息說南方大學提出，由齊默爾曼博士作為他們的人選，我隻能假設南方大學事先不清楚我們的決定。
讀者也許知道，齊默爾曼是一個編纂曆史的外國學者，遭到第三帝國驅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
他的工作無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隻看到一篇他根據後世參考羅馬曆史學家的評論而寫的、為迦太基猶太共和國辯護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張政府的職能不應是明顯和痛苦的論文似的東西。
這一論點理所當然地遭到馬丁·海德格爾的堅決駁斥，他用報刊标題的影印件證明，現代的國家首腦遠非默默無聞的人物，而是喜愛人民戲劇的主角、贊助人和領舞，有華麗的舞台布景為他襯托，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演說技巧。
他還證實齊默爾曼有希伯來血統（為了不明說猶太血統）。
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義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們的客人流亡國外，闖蕩世界。
毫無疑問，齊默爾曼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目的是為了晉見部長；部長通過秘書建議我和齊默爾曼談談，讓他了解情況，避免兩所大學鬧得不痛快。
我自然同意。
我回到家裡時，家裡人說齊默爾曼博士已經來電話通知下午六時來訪。
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
六點正，門鈴響了。
作為平頭百姓，我親自去開門，帶他進我的書房。
他在庭院裡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兩色的地磚、兩株玉蘭樹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評論。
我覺得他有點緊張。
他沒有特别的地方：年齡四十左右；腦袋顯得稍稍大了一些。
他戴茶晶眼鏡；有一次摘下來，随即又戴好。
我們互相寒暄時，我得意地發覺自己比他高一點，但馬上為自己的得意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畢竟不進行體力或智力的搏鬥，隻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問題。
我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會觀察别人，但是我記得他那身别扭的打扮，讓我想起某位詩人描寫醜陋時的醜陋語言。
至今我仍記得他衣服的顔色藍得刺眼，紐扣和口袋太多。
他的領帶像是魔術師的雙扣套索。
他帶着一個皮公文包，估計裡面全是文件。
他留着兩撇軍人似的小胡于；談話時點燃了一枝雪茄煙，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那張臉上的東西太多了。
太擁擠了，我想道。
語言的連續性不恰當地誇大了我們所說的事實，因為每個字在書頁上占一個位置，在讀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着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
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曆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
我寫第一段的隐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
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于我對事件的理解。
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叙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發生的，地點就在我目前寫作的這個房間，時間也是下午這會兒，不過天氣沒有現在這麼涼快。
我知道我們傾向于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趕緊記下我同愛德華多·齊默爾曼博士的對話。
我現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為了便于理解，我先得回顧一下玻利瓦爾幾封信件的奇特的經曆。
阿韋亞諾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亂史》，原稿在衆所周知的情況下據說已經遺失，但由他的孫子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于1939年發現出版，玻利瓦爾的信件就是從老博士的資料中發掘出來的。
根據我從各種刊物收集來的資料判斷，這些信件意義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從卡塔赫納發出的信件卻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裡談到他和聖馬丁将軍會晤的細節。
玻利瓦爾如果在文件裡披露了瓜亞基爾會晤的情況，即使隻有一小部分，它的價值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
裡卡多·阿韋亞諾斯博士一向堅決反對文牍主義，不願把信交給曆史研究所，卻想提供給拉丁美洲的共和國。
我們的大使梅拉薩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這一無私的奉獻。
雙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國首都蘇拉科，把信件抄錄下來，在國内發表。
我擔任美洲曆史教授的那所大學的校長向部長推薦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于我又是國立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基本上得到該所的一緻認可。
部長接見我的日期已經定了下來，卻有消息說南方大學提出，由齊默爾曼博士作為他們的人選，我隻能假設南方大學事先不清楚我們的決定。
讀者也許知道，齊默爾曼是一個編纂曆史的外國學者，遭到第三帝國驅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
他的工作無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隻看到一篇他根據後世參考羅馬曆史學家的評論而寫的、為迦太基猶太共和國辯護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張政府的職能不應是明顯和痛苦的論文似的東西。
這一論點理所當然地遭到馬丁·海德格爾的堅決駁斥，他用報刊标題的影印件證明，現代的國家首腦遠非默默無聞的人物，而是喜愛人民戲劇的主角、贊助人和領舞，有華麗的舞台布景為他襯托，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演說技巧。
他還證實齊默爾曼有希伯來血統（為了不明說猶太血統）。
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義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們的客人流亡國外，闖蕩世界。
毫無疑問，齊默爾曼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目的是為了晉見部長；部長通過秘書建議我和齊默爾曼談談，讓他了解情況，避免兩所大學鬧得不痛快。
我自然同意。
我回到家裡時，家裡人說齊默爾曼博士已經來電話通知下午六時來訪。
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
六點正，門鈴響了。
作為平頭百姓，我親自去開門，帶他進我的書房。
他在庭院裡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兩色的地磚、兩株玉蘭樹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評論。
我覺得他有點緊張。
他沒有特别的地方：年齡四十左右；腦袋顯得稍稍大了一些。
他戴茶晶眼鏡；有一次摘下來，随即又戴好。
我們互相寒暄時，我得意地發覺自己比他高一點，但馬上為自己的得意感到慚愧；因為我們畢竟不進行體力或智力的搏鬥，隻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問題。
我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會觀察别人，但是我記得他那身别扭的打扮，讓我想起某位詩人描寫醜陋時的醜陋語言。
至今我仍記得他衣服的顔色藍得刺眼，紐扣和口袋太多。
他的領帶像是魔術師的雙扣套索。
他帶着一個皮公文包，估計裡面全是文件。
他留着兩撇軍人似的小胡于；談話時點燃了一枝雪茄煙，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那張臉上的東西太多了。
太擁擠了，我想道。
語言的連續性不恰當地誇大了我們所說的事實，因為每個字在書頁上占一個位置，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