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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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變化,在擴展。

    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動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門外的城市還是早在他們不得不遷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樣。

    那時候,牛拉的大車在六月十一日廣場歇腳,巴拉加斯别墅區散發着凋謝的紫羅蘭芳香。

    我近來夢見的都是死去的親友,她最近常說這種話。

    她并不笨,但據我所知,她從未享受過知性的樂趣;她有的先是記憶,後是遺忘的樂趣。

    她一向很寬容。

    我記得她安詳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樣。

    誰知道這個曾經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婦人有過什麼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愛那些同她相似的、無聲無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裡養了幾盆秋海棠,有時撫弄她已看不清的葉子。

    1929年後,她變糊塗了,用同樣的詞句,按同樣的順序,像念天主經似的講過去的事情,我懷疑那些事情已經和印象對不上号了。

    她對食物也沒有什麼辨别能力,給她什麼就吃什麼。

    總之,她自個兒過得很滋潤。

     據說,睡眠是我們最神秘的行為。

    我們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卻對它缺乏了解。

    對于某些人來說,它無非是清醒狀态的暫時消失;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種同時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當複雜的狀态;對于再有一些人,它則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夢。

    如果說豪雷吉夫人平靜地過了十年渾渾噩噩的時間,也許是錯誤的;那十年中的每時每刻都可能是既無過去、也無将來的純粹的現在。

    我們以日日夜夜、日曆的數百頁紙張、種種焦慮和事件來計算的現在,并不使我們感到驚異;它是我們每天早晨有記憶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經曆。

    我們每天的經曆是老夫人的雙倍。

     我們已經看到,豪雷吉家的處境有點虛幻。

    他們自以為屬于貴族,貴族階級卻不認他們;他們是名門之後,曆史書上卻不常提到他們那位顯赫的祖先的名字。

    有一條街道确實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條街道的人很少,幾乎埋沒在西區公墓深處。

     日子來近了。

    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軍人上門送達部長本人簽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門拜訪。

    豪雷吉家把這封信拿給所有的街坊們看,着重指出信箋的印記和親筆簽名。

    新聞記者開始前來采訪。

    豪雷吉家向他們提供種種資料;顯然他們都聽說過魯維奧上校其人。

    素昧平生的人打電話來希望得到邀請。

     全家人為那個重要的日子辛勤準備。

    他們給地闆上蠟,擦拭窗玻璃,撣掉蜘蛛網,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櫃子裡的銀器,變換房間的布置,揭開客廳裡鋼琴的蓋子,露出絲絨的琴鍵罩。

    人們進進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麼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

    她微笑着;胡利亞讓女傭幫忙,準備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

    來賓進門首。

    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畫像,畫像右下方擱着那把久經戰鬥的佩劍。

    家裡生活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把劍賣掉,他們打算以後捐贈給曆史博物館。

    一位殷勤的鄰居搬來一盆天竺葵,借給他們做裝飾。

     聚會預計七點鐘開始。

    請柬上的時間訂在六點半,因為他們知道誰都不願意準時到場,像插蠟燭似的傻等着,七點十分,一個客人的影子都沒有;家人們悻悻地議論不守時的優缺點。

    埃爾維拉自以為是準時到的,他說讓别人久等是不可饒恕的失禮;胡利亞重複她丈夫的意見說遲到是一種禮貌,因為大家都遲到的話,誰也不會感到窘迫。

    七點十五分,屋裡擠滿了人。

    街坊們看到菲格羅亞夫人的汽車和司機,欣羨不已,她雖然從不請街坊們去做客,街坊們仍舊熱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為他們隻在主教的葬禮上才見面。

    總統派了副官前來,那位和藹可親的先生說,能和塞羅阿爾托戰役的英雄的女兒握手是他莫大的榮幸。

    部長要提前退席,念了一個簡短的講話稿,講話中提到聖馬丁的地方比提到魯維奧上校為多。

    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裡,墊了好幾個枕頭,時不時耷拉下腦袋或者落掉手裡的折扇。

    一批名門閨秀在她面前唱了國歌,她似乎沒有聽到。

    攝影師們根據藝術要求請來賓們擺出種種姿勢,連連使用鎂光燈。

    紅白葡萄酒不夠喝了,又開了幾瓶香棋。

    豪雷吉夫人一句話也沒說:她也許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從那晚開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離去後,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當晚飯。

    煙葉和咖啡的氣味蓋過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報和日報克盡厥職地撒了謊;贊揚英雄的女兒的奇迹般的記憶力,說她是"阿根廷百年曆史的活檔案"。

    胡利亞想讓她也看看這些報導。

    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間裡閉着眼睛,一動不動。

    她沒有發燒;醫生替她作了檢查,宣布一切正常。

    幾天後,老夫人溘然去世。

    大批客人的闖入、前所未有的混亂、鎂光燈的閃爍、部長的講話、穿制服的人、頻頻握手、開香擯酒的瓶塞聲響,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

    她或許以為玉米棒子黨又來了。

     我想到塞羅阿爾托的陣亡的戰士們,想到死于馬蹄踐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遺忘的人們;我想,一個多世紀之後,秘魯那場馬刀長矛的混戰的最後的犧牲者是一位老夫人。